或许是由于过多聚焦在“种族清洗”的“种族”二字上，作者不免将宗教战争中的“异端清洗”轻轻放到了一边。实际上如果对比分析看，两者之间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其事前的原因机制、双方的伤害性互动、施害者的对暴力实施的有计划性及其“成就感”等等；像隔离、驱逐、骚扰、剥夺权利等手法也都已是惯用手法。如果要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在宗教战争中，施害并非总是多数派对少数派，更远未像后世那样计划周密、而施害一方占有压倒性的力量。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人们需要被进一步组织起来以实现进步的目标。此时，英、法这样最早兴起的民族国家，被证明是一种非常适合于这一目标的组织形式，并有越来越多的国家以民族国家的名义要求其人民效忠。但民族国家内部的紧密团结，产生了一个组织动力学上的要求，那就是把一个复杂多元的国家加以整合、控制，达到数目字管理，这种同质性能在国家竞争中成为实现全国协调一致的一大优势。这就自然造成一个想法，即认为构成国家的“人民”应是一个个普通而均质的单位，最好每个公民都属于同一种族、说同一语言。这也是种族清洗在现代更恐怖的原因之一，因为相比起早先的宗教信仰之争，种族和民族身份是更为原生性的——一个犹太人可以通过改宗基督教成为基督徒，可他就算在德国社会生活了几代人，也还是不能变成种族意义上的德国人，因为你只能“生而为日耳曼人”。
这样，有些社会群体逐渐被视为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内不同族群之间原本就有社会地位、经济利益、土地空间等方面的矛盾，那一旦有人在这火药桶上点燃一根火柴，情势就会爆发。其结果是，施害群体在意识形态上便决意把非己群体（out-group）清理出去——这种清理开始也许是温和的办法，但当这无法奏效时，越来越激进的手段便会接连出笼。按书中令人信服的分析，在纳粹德国，“犹太问题的最后解决方案与其说看上去像一个偶然事故，还远不如说是无情克服其前进途中一切障碍的意识形态上的逻辑升级过程”。值得补充的是，即便是纳粹，最初也只是想把犹太人赶走、吓走，只是在德国东侵后俘获了更多犹太人，而又不可能将他们继续向东赶，才设立集中营进行大屠杀。
回顾这些惨史，值得记取的是：种族清洗是一个不断升级的过程，它总有其生发的机制和征兆，而其关键的要素在于那种想要造就一个在民族/种族/阶级等身份认同之上的纯洁、同质、排他性的命运共同体，而把其他的“杂质”、“害虫”彻底根除的意志。从施害者的语言中就可以看出，在他们眼里，“非己群体”早被进一步界定为“非人”——“他们”不但不是“我们”，而且是“寄生虫”、“吸血鬼”、“蟑螂”，设法把他们清理掉，才能让“我们”的社会肌体“恢复纯洁”。要反对种族清洗，就首先要警惕这种蛊惑人心的、把人类群体“非人化”的语言暴力。或许可以这么说，种族清洗的受害者在受到肉体攻击之前，就早已受到了语言上的暴力攻击。
不过，在这里所讨论的，无一例外都是“发生了的种族清洗”，但作为分析研究，另一个问题或许同样值得思考：那就是“那些没有发生的清洗”：清末排满主义激烈时，中国局势也一度非常紧张，但辛亥革命之际虽然也爆发了一些零星的冲突，却谈不上到西方这样的程度。而像巴西这样的社会，数百年来民族、种族各方面异质性极高，也没有发生美国这样的种族冲突，其原因又是什么？如果说“多数人的统治”这一意义上的“民主”应为一些种族清洗事件负责，那么“多元平等的公民社会”这一意义上的“民主”或许正是防范悲剧重演的关键——以往的悲剧，说到底，都是因为“种族/民族/阶级”的权利区分凌驾于公民的个人权利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