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灵魂深处，永远也无法忘记的，是父亲那次头顶草末去我学校的情形。
父亲是个农民，识不得几个字，一辈子靠弄田种地为生，从未出过远门，甚至连县城去的次数都极为有限。他和母亲在家乡那“旱了收蚂蚱、涝了收蛤蟆”的盐碱地上拼死拼活地劳作着，用心血和汗水养育着我们兄弟五个。哥哥、姐姐们一个个长大成家后远走他乡，读高中的我便成了父母心中最大的目标和希望。
年，我终于不负众望，考进了黑龙江大学，成为我们村建国来走出去的第一个大学生。被汗水和劳累浸透了一辈子的父亲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开心的笑容。可是，我上大学的第二年，久病缠身的母亲便离开了我们。看着四壁空空的家和不时登门的债主，父亲郑重地对我说：“军（我的小名）呐，安心上你的学，别瞎寻思家里的事儿，这跟你没关系，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你供完大学。”
话虽这么说，可穷人家的日子是难熬的，穷人家张罗点儿钱更是难上加难。父亲接连张罗了七天七宿，找过了所有的亲戚，求遍了方圆上百里能够求的人家，最后才以4分的高利抬到了600块钱，把我送上了返校的客车。
回到学校，我停止了早餐，每天午晚两餐也只吃两个馒头和5毛一份的咸菜，手掰手计算着怎么省钱。可就在我省吃俭用捱过了大半个学期后，一场大病却突然降临到了我的头上。整整半个月，虽然在同学们的精心照顾和全力帮助下我恢复了健康，可大家垫付和借给我的钱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在试过了可以想到的办法寻求帮助无效后，我第一次流着泪给父亲寄出了要钱的信。
两周后的中午，我下课刚刚回到宿舍，门一响，一个衣着寒酸的农民推门走了进来：“赵守玉是住这屋吗？”
“爸？！”来人竟是父亲，我顿时愣在了那儿。
“哎呀，你们学校可真大，找你可真不容易。咋样？病全好了？”父亲说着摘下了头上戴的狗皮帽子。我清楚地看到：父亲的头上竟然粘满了草末。
“好了，全好了。”一种怕人嘲笑的羞辱感油然而生，我急忙把父亲拉坐在床上，“你怎么来了？”
父亲仿佛没有意识到我眼神中的变化，他仔仔细细地看着我，最后放心地点了点头：“好，全好了就好。”说着解开棉袄，把手伸进怀里，抖抖地掏出了一个已辨不出颜色的手绢包。父亲打开手绢，里面露出了一叠钱。
“这一段凑钱不太容易，晚了些。这是3000块，快还给你那些同学吧。”父亲说着，眼里流露出了一种异样的光。
3000？我不由得一愣：“哪来的这么多钱？”
父亲干咳了一声：“还能哪来的？借呗，抬呗。啥也没人命金贵呀！孩子，咱家情况你也知道，这钱你可要节在（方言：节省的意思）着花呀！”
我捧着这带着父亲体温的3000块钱，含着泪点了点头：“爸，你放心吧。”
父亲简单地吃过了我从食堂打回的中午饭后准备回家，走到门口，他犹豫了一下转过身来：“孩子，从省城到咱家挺远的，来回坐车也得花不少钱，过年……你就别回家了。”
我心一震，皱着眉点了点头，把父亲送出校门便匆匆赶到班级上课。不知为什么，那一夜我没有睡着。
转眼间到了寒假，在同寝弟兄的坚持下，我登上了回家的客车。从省城到了县城，又倒车颠簸了近百里，村子里灯光闪烁时，我才来到了家门。
推开家门，我愣了，新刮的雪白的墙壁，一应俱全的家具，高档的电器……父亲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