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我撰写《启示》一文时，中国的国力相比现在要弱很多，中国的对外政策因此较为温和，转圜和机动的空间也比较大。现在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相当巨大，对外政策也更加积极有为，指望规避竞争、继续“搭车”（Bandwagoning）已不可能，因此必然、也只能回到“自助”这种经典的现实主义战略。
三联生活周刊：回到TPP的问题上。在你看来，目前的协定可操作性究竟如何？它是否代表了对既有贸易规则的颠覆？
时殷弘：应该看到，TPP目前还只是一个基本框架协定。即使是第一批加入的12个成员国，也要经过一个不短的时期才能把它通过和付诸落实。各国国会能否顺利表决通过，特别是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内部的反对意见会不会上升，还存在不确定性。再进一步说，即使国会能够通过，协定本身包含的某些关键条款，例如跨境服务贸易、技术性贸易障碍（TBT）、知识产权等，由于各国现实状况的差异，从标准的统一到最后落实，会需要很长时间。包括美国在内，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分歧需要较长的时间来平衡。例如为了照顾日本农业集团的利益，美国对日农产品出口的税率要经过10～15年才会调整到相对较低的标准；而在美国希望保护的国内汽车市场，进口日本汽车零部件的关税也要在15年后才会彻底废除。只有在与本国现行经济、社会状况契合度较高的行业，各国才会倾向于加快TPP协定的落实，但大部分条款充分、完全生效需要经过很长时间。
我想强调，从中长期来看，在美国的推动下，世界范围内正在形成新的贸易体系和贸易规则。规则的门槛定得很高，这在短期内显然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不利于与相关标准仍有较大差距的中国的加入。但从TPP首批成员国的重要性以及它可能进一步扩大趋势的考虑，中国在继续致力于自己的区域自贸协议以及“一带一路”等战略的同时，应该把目光进一步投向太平洋彼岸，以更长远的眼光和更严肃的态度看待TPP建立的新标准。
三联生活周刊：面对TPP的挑战，中国应当以何种方式加以回应？
时殷弘：在继续维持和扩大基于自身利益的区域经济集团的同时，中国有必要审时度势，在适当的时机争取加入TPP。过早加入固然存在障碍，因为我们将被迫接受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符，包括会影响到经济稳定性的强制性条款。但如果加入太晚，中国在全球贸易新规则下的参与机会和占据的份额将会逐步减少，与西方先进国家的差距将重新拉大。
TPP成型之后，中国感受到的外部压力比先前几年要大得多，因此，对内有必要加大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尤其是加速经济改革；对外则要争取战略和经济更加平衡，特别是必须“东迎”美国的新规则。
过去几年，中国的一些战略制订者和分析人士比较强调“西进”、“向西看”，也就是把欧亚大陆特别是中亚和非洲视为积聚国际权势的主要战略方向，认为可以解决中国的商品、资本输出和能源供给等问题。但从长远来看，“西进”无法提供中国依然缺失的先进科技
最后我想再次强调：历史已经不止一次告诉我们，每当中国较快并妥当地进行改革，对国内的社会、经济状况能有比较显著的改善之时，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和影响往往也比较大；如果我们改革滞后，对现代化事业的负面影响甚至严重伤害将是决定性的。这是一则必须时刻牢记的告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