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记载：汪大渊首次从泉州搭乘商船出海远航，历经海南岛、占城、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缅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横渡地中海到摩洛哥，再回到埃及，出红海到索马里、莫桑比克，横渡印度洋回到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爪哇，经澳大利亚到加里曼丹、菲律宾返回泉州，前后历时5年。此后至元三年（1337），27岁的汪大渊再次从泉州出航，历经南洋群岛、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地中海、非洲的莫桑比克海峡及澳大利亚各地，至元五年（1339）返回泉州。
与郑和七下西洋相比，汪大渊只出海两次，不过，闲散人方能成就杂学，汪大渊虽然没有马可·波罗那样桎梏于狱中的不得已时光，在著书前也散漫了10年。元末供职朝廷并因战事随元顺帝“北巡”的刘佶在《北巡私记》中记载：“《岛夷志略》一卷，原名《岛夷志》，现存诸本并作今名，当系明人抄本所改。作者汪大渊，曾两次随商船游历东西洋许多国家，所到地方，皆记其山川、习俗、风景、物产以及贸易等情况。至正己丑（1349）冬，大渊路过泉州，适泉州路达鲁花赤偰玉立命吴鉴修《清源续志》（清源，泉州旧名），遂请熟悉东西洋诸地情况的汪大渊撰《岛夷志》，附于《清源续志》之后。次年，作者携《岛夷志》归南昌，单独刊印以广流传。”
因为是记载元末元顺帝最后时日的唯一汉语文献，《北巡私记》自从清代起就被称为“希世之秘笈”。然而，所记内容远多于《岛夷志略》的《岛夷志》的散佚对于后世才是更大的损失。如今我们只能从尚存的《岛夷志略》中猜想汪大渊的眼界：澎湖、琉球、三岛、麻逸、无枝拔、龙涎屿、交趾、占城、民多郎、宾童龙、真腊、丹马令、日丽、麻里鲁、遐来忽、彭坑、吉兰丹、丁家卢、戎、罗卫、罗斛、东冲古剌、苏洛鬲、针路、八都马、淡邈、尖山、八节那间、三佛齐、啸喷、浡泥、明家罗、暹、爪哇、重迦罗、都督岸、文诞、苏禄、龙牙犀角、苏门傍、旧港、龙牙菩提、毗舍耶、班卒、蒲奔、假里马打、文老古、古里地闷、龙牙门、东西竺、急水湾、花面、淡洋、须文答剌、僧加剌、勾栏山、特番里、班达里、曼佗郎、喃诬哩、北溜、下里、高郎步、沙里八丹、金塔、东淡邈、大八丹、加里那、土塔、第三港、华罗、麻那里、加将门里、波斯离、挞吉那、千里马、大佛山、须文那、万里石塘、小埧喃、古里佛、朋加剌、巴南巴西、放拜、大乌爹、万年港、马八儿屿、阿里思、哩伽塔、天堂、天竺、层摇罗、马鲁涧、甘埋里、麻呵斯离、罗婆斯、乌爹。虽涉及亚、非、澳各洲的国家与地区达220多个，汪大渊著《岛夷志》时说，书中所记“皆身所游焉，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
因为汪大渊的自信，《岛夷志》留下的名册本应成为几个世纪东西方地理或历史学家考察的密码，其中记载也说泉州有过海外贸易的国家达到98个、物资品种达250种以上。泉州作为“天下之货仓”的概念本应因汪大渊而起。然而，历史记载上最早的《岛夷志略》的元代版本今俱佚，“明代未闻有《岛夷志》刻本”，“钱氏《述古堂》还藏有元人钞本，天一阁则藏有明抄本。此外明《文渊阁书目》、晁氏《宝文堂书目》、《袁宇通志》、《大明一统志》、《东西洋考》、《古今图书集成》等，都引用过《岛夷志》，而明抄本今已亡失”。
1324年，距汪大渊出海前6年，马可·波罗病逝。汪大渊离世的时间至今是个问号。清代《四库全书》中有《岛夷志略》抄本。《四库全书总目》中说：“诸史外国列传秉笔之人，皆未尝身历其地，即赵汝适《诸蕃志》之类，亦多得于市舶之口传。大渊此书，则皆亲历而手记之，究非空谈无征者比。”然而，汪大渊自海上西游著书后早已远游，无人知其踪迹。与马可·波罗在病逝前遣家人找教士相比，这也可能是某种东方式的自求仙境。
整理/王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