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人 辅助生殖在中国

 
造人 辅助生殖在中国
2015-10-10 20:03:53 /故事大全

今天的中国,不孕不育科几乎人满为患。人工授精、试管婴儿、冻卵等各种人工辅助生殖技术越来越常见,在其背后,费用、隐私、歧视,种种问题笼罩着不孕的人群。

如愿

2011年,我搬了一次家,工作和生活渐入正轨,想要个孩子了。那一年起,我才开始了解到某个圈子里的流行语–“30岁前不想要,30岁后要不到。”那一年,我29岁。

我拿到了上海市卫计委2014年12月公布的一组数据,关于2012年上海辅助生殖技术服务的。那一年,上海有418万已婚育龄妇女,按照不孕症发生率10%左右来推算,这座城市应该有40万左右的家庭可能会受到不孕不育的困扰,而如果考虑到其中10%-20%需要求助于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来推算,应该有4-8万对夫妻对辅助生殖技术(人工授精或是试管婴儿)有潜在需求。那一年,这座城市进行了26346次取卵手术(取卵周期)和26029次移植手术(移植周期),以及3549例夫精人工授精手术和3684次捐精人工授精。就在那一年,备孕12个月无果后,符合了WHO不孕症的定义条件,带着自己手绘的基础体温曲线,我和先生决定去医院看看。

医院看了几个,当然,主要原因在我:意志不坚定,没有耐心。第一家医院,医生看过我的病史、基础体温和激素六项,很认真地问我:“你很着急要孩子?”我认真点头。她笑了,“那好办,促排。”我落荒而逃。第二家医院,医生决定给我做个输卵管通液检查,而我刚刚在门口看到一个难受得弓起身子的脸色蜡黄的姑娘,那是通液检查。我又逃了。第三家医院,终于把所有的检查做完,结果显示,男女双方一切都“在正常范围”,然而,不孕症中约有10%是原因不明的。我的故事结束于2013年年中,第三家医院的医生决定为我做一个宫腔镜,刮除子宫内膜上的小肌瘤,创造更好的着床环境。宫腔镜后的第二个月,我怀孕了。15天后,当我拿着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的报告去看我的医生时,她松了口气,“你可算如愿了。”

奔波

讲述上面的故事时,我隐去了很多东西。

比如,整整两年间,我必须小心地避开任何紧急或是重要的工作,因为不孕症的治疗需要根据生理时间决定诊疗日期,你并不知道自己需要去医院的日子何时会到来。在医院走廊上,我曾见到几个就诊者很热闹地讨论,如何平衡工作和就诊?讨论变成了诉苦会,除了辞职,几乎没有什么好办法,直到有个人说:“我领导在做试管,我们还经常交流经验……”后来的采访中,我了解到,很多进行试管婴儿治疗的女性都有辞去工作专职备孕的经历。

再比如,进行宫腔镜的全部费用只能自己负担,因为这是“计划生育相关”。在中国的医疗保险体系中,与计划生育相关的费用不属于医保范畴,而是由生育保险覆盖,后者一般包括“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内,因为妊娠、生育或是终止妊娠发生的符合规定的医疗费用”,如果你不怀孕,就无权享受生育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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