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永和九年的那场醉》中，我讲述了那些古老纸页穿越时光的顽强生长过程。即使到了当下，它们仍然没有停止繁殖，像层层波浪，复制着自身，变成无限的极数。在陈丹青的画室，我见过他以古画册页为主题的油画组画，比如《八大山人重奏曲》、《文徵明与董其昌》。他说：在纽约，他的写实画路久已失去语境，直到重新打量故国的这些古画，才重新恢复了自信，也重新找到了语言。他画古人的画，像韦斯特伍德，强调对艺术史的临摹，许多系列于是渗入了绘画经典的重新引用。陈丹青的那个系列因而成了名符其实的“画中画”，美术史映现在他的油画里，又被写入新的美术史。如同镜子里的镜子，衍生出无穷无尽的寓意。这刚好又验证了故宫藏画的波浪性质、它的无穷极数、它的生命力。
当我说到故宫，心里想的往往是北京故宫。实际上中国有三个故宫：北京故宫、台北故宫和沈阳故宫。这三个故宫实际上是一体的，在物质层面上可以分割，但精神层面上却水乳交融。它们出生于相同的母体，成长历程也相互交织。郑欣淼先生在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时写过一本专门比较两岸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的学术专著《天府永藏》。在这部书中，他说：“北京故宫与台北故宫法书绘画的收藏，合起来超过15万件（包括碑帖，其中北京故宫约14万件多，台北故宫近1万件），可以说荟萃了中国法书墨迹及绘画作品的精华，有相当多的名迹巨品，完整地反映了中国书法史、绘画史的发展历程，是中国古代书画史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两岸故宫的书画藏品互补性强、对应点多、联系面广，既各有千秋，又不可孤立存在。如台北故宫王羲之《快雪时晴帖》与北京故宫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合为乾隆皇帝的‘三希’，特别是许多互有关联的书画分藏两岸故宫，甚至台北故宫有些文物如唐代怀素《自叙帖》等精美的原包装盒留在北京故宫，珠椟相分，令人感慨。”这是我之前在写作《故宫的风花雪月》（东方出版社出版）一书时经常遇到的尴尬，比如写唐伯虎的《死生契阔，与子成说》，就需要涉及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王蜀宫妓图》轴和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陶榖赠词图》轴。它们在空间上很远、在精神上很近。将它们放在一起，才能拼合出唐伯虎的精神版图。
每逢面对那些久远的墨迹，我都会怦然心动。除了感叹古代艺术家的惊人技法，心里还会联想到那些纸页背后的故事，就像我每当看到沉落到飞檐上的夕阳，总会想起李煜的那首《乌夜啼》：“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浮现出那些在紫禁城出现过又消失掉的人与事。那些艺术品远比朝代更加伟大，但它们毕竟是朝代的产物，身上纠缠着朝代的气息，挥之不去。它们有孤立的价值，却也是时间的肌体上切割下来的一个碎片，像一支吸水的根须，让我想到养育它的肥田沃土。看见书画，我们见到的不只是书画，而是它们与时代的互动关系，它们是在经历了层层的互动推演之后来到我们面前。倘若我们对历史还保留着些许的好奇，我们完全可以从面前的一幅书画开始，一步步地倒推回去，就像逆光的旅行，去寻找它们原初的形迹。（祝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