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张爱玲的散文《我看苏青》的结尾一段对于理解张爱玲的一生具有重要的提示意味：
我一个人在黄昏的阳台上，骤然看到远处的一个高楼，边缘上附着一大块胭脂红，还当是玻璃窗上落日的反光，再一看，却是元宵的月亮，红红地升起来了。我想：这是乱世。晚烟里，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虽没有山也像层峦叠嶂。我想到很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
这一感喟既触及了沦陷都市的乱世浮华，又混杂了一种人类文明的末世体验。触发张爱玲这一“乱世”体悟以及“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的时间是1945年元宵节的黄昏，空间则是张爱玲自己的居室——常德公寓顶层65室的阳台。
时光流逝了半个世纪，当张爱玲成为都市“小资”精神领袖之后，她写作《传奇》时期居住的常德公寓及其阳台便成了“粉丝”凭吊的地方。有一本叫《张爱玲地图》的书这样描述张爱玲的阳台：“阳台是意大利风格的，它利用转角处理了建筑的光线变化。张爱玲孤僻，不喜欢应酬，公寓的阳台是她与世界联系的最清雅的方式。她在阳台上看显赫的哈同花园的派对，看佣人提了篮子买菜，看封锁，看电车进场。野眼望够了，张爱玲会回转身来，和姑姑说闲话。”“望野眼”的形容堪称准确而形象，而阳台提供的的确是一个再理想不过的“张（爱玲）看”空间。
张爱玲在40年代的形象，就定格在黄昏阳台上独自张看沦陷区上海月亮的一个乱世女子的姿态上。而这一姿态恐怕也是张爱玲试图自我塑造的典型形象。也许，凭借阳台上的张看，张爱玲寻找到了与这个“乱世”的最佳联系方式。正是身处阳台，使张爱玲得以自如地俯瞰都市，又与其保持观照距离。张爱玲曾经称“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但是如果没有阳台，其“理想”恐怕要大打折扣。如果说公寓中的居室是张爱玲对“乱世”的一个现实中可能性的逃避，那么，阳台则是这避世的空间与世界保持联系的重要方式所在，正像胡兰成在《今生今世》描述过的那样：“第二天我去看张爱玲。她房里竟是华贵到使我不安，那陈设与家具原简单，亦不见得很值钱，但竟是无价的，一种现代的新鲜明亮几乎是带刺激性。阳台外是全上海在天际云影日色里，底下电车当当的来去。”没有这一“阳台”空间，公寓就是彻底封闭的，无法成为张爱玲理想的处所。而阳台毕竟又是张爱玲身后的居室空间的延伸，居室则使阳台获得了进退裕如的安全感。
由此感到张爱玲赋予阳台的空间意义可能比其他居室空间譬如客厅、卧室等更为丰富。阳台作为居室的一部分，看上去似乎与家居空间中其他部分没有本质性区别，但是阳台的特殊性在于，它既连接居室内部空间，又是外部城市空间的组成部分。阳台把外在都市空间作为背景和前景引入到张爱玲的家居空间中。这种居室的内景和都市的外景的交错性给阳台带来别有意味的空间特征。“阳台”由此表现出空间的边缘性，这种边缘性也构成了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真实位置的具体写照。
在张爱玲的小说《桂花蒸 阿小悲秋》中，阳台尤其是这样一个意义复杂的空间。小说好几次写保姆阿小——这一大都市中的外来小人物——到阳台“晾衣服”，阳台以及厨房构成了阿小的领地。而她也的确在自己的领地中获得了一种自足感。如张爱玲对阿小在自己洋主人家的阳台上俯瞰楼下人家的阳台的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