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该所所长偶然得知此事，倍加称赞地说：“陈的钻研精神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一年多的进修期满，陈建华主攻的钢化玻璃击碎痕迹课题研究获得成功。
为了表彰他的科研成果，1988年10月，加拿大警方特地邀请他参加当年的刑科研讨年会。开幕式上，加拿大司法部部长史密斯对陈建华刻苦的钻研精神及科研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
陈建华充满自信地走上讲台，用流利的英语宣读了三篇论文，并当场回答了各国刑侦专家的提问。他的科学态度，以及在刑事科学领域的探索精神赢得了在场来宾的热烈掌声。在这个世界级刑科研讨年会上，来自世界各国的刑侦专家都记住了中国刑侦专家——陈建华。
回国前夕，加拿大安大略警方郑重提出，请他长期留在该实验室工作，并为他提供一切必备的实验设备和优厚的生活待遇。陈建华婉言谢绝了。
陈建华说：“我是中国警察。我的科研成果不属于我个人，属于我的祖国。”
在国际刑警组织第九届法庭科学大会上，一名英国伦敦警察厅代表曾在发言中高度称赞道：“中国的陈建华通过多年的实验，解决了区分枪击和高速投掷物击碎玻璃的难题。”陈建华成为国际上第一个攻克该领域的中国警官。
随着国内外安全形势的发展，玻璃击碎痕迹鉴别技术已经在反恐、警卫及其他反暴力斗争中起着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攻克了普通玻璃击碎痕迹难关后，陈建华潜心研究了钢化玻璃击碎痕迹问题。
与普通玻璃相比，钢化玻璃的物理特征更加复杂。在外力打击下，钢化玻璃瞬间即可形成无数碎花状。在如此眼花缭乱的外部环境下，去科学地判定外来击碎物体，其难度可想而知。
1970年6月，一支车队从南苑机场鱼贯驶出，行驶至北京前门附近时，一辆汽车的玻璃突然被外来的不明物体击碎。乘坐此轿车的人是当时某中央领导。车内人直觉上认为“声音很清脆，极大可能是枪打的”。
陈建华奉命来到中南海，对击碎的车窗玻璃痕迹进行勘查拍照，并用棉球提取了玻璃孔周围的附着物。回到实验室后，经过化验，他发现附着物上并没有铅铜等子弹遗留的痕迹。通过对车窗击碎痕迹的分析，他完全排除了枪击的可能，初步推断是高速抛射来的石子。
为了慎重起见，陈建华特地跑到事发路段进行观察，发现马路上有许多工人正在修路，路面上零星撒着许多建筑用的石子。他作出鉴定结论后，当时的公安部负责人并不满意，指示他用不同型号的手枪重新进行枪击实验。
陈建华清楚这是徒劳的，但是上级命令不可违背。他只好借来包括无声手枪在内的各种手枪，每天朝钢化玻璃射击。实验结束，在最终的勘查报告上，他依然坚持了最初的结论。
陈建华回忆说：“对钢化玻璃击碎痕迹的认定很复杂，没有反复而严谨的科学实验，我是不敢妄下结论的。作为一名刑侦技术人员，我们肩负的责任非常重大，不能因为迎合权势而放弃了求实的根本。科学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
1994年9月，一名歹徒手持冲锋枪在通州杀死多人后，劫持了一辆面包车企图到天安门制造更大的血案。
汽车开到建国门附近，司机趁拐弯减速时逃脱，歹徒立刻窜下车，冲上马路，拦截了一辆某国驻华大使的汽车。在遭到车主拼死抵抗时，歹徒开枪射击，当场造成两死两伤。警察迅速赶来将其包围，双方发生激烈枪战，最后持枪歹徒被特警当场击毙。
案件发生后，外界谣言四起，称不幸身亡的两名死者是被中国警察误伤而亡。一时间，海外媒体争相报道，不明真相的群众也议论纷纷。这引起了该国的特别关注，并为此从国内调来枪弹痕迹方面的专家。此案处理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不良的国际影响。
陈建华和他的战友们奉命出现场，对各车辆的各种痕迹，包括钢化玻璃击碎痕迹进行了检验，对弹道曲线进行了分析，特别是对大使馆卧车上的弹痕进行了详细勘查，证实只有在右后门开启的情况下，开枪才能形成卧车上的弹痕。而有目击者证明，那正是歹徒站立的位置，从而有力地否定了警察把人打死的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