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本著名的《我的一生》里，以色列的缔造者之一梅厄夫人描述了一种痛苦——决定给自己的哪个孩子多吃一点食物。
写回忆录时，尽管已经过去数十年，但梅厄夫人仍然能够毫不费力、几乎完整地回想起自己“流着眼泪坐在厨房里，看着母亲把本应该属于我的一点点麦片粥，喂给妹妹齐凯普吃”。
这似乎是一种人生常见的痛苦，却又只有在艰难的时局、拮据的生活中才能体验到。对于没有亲历过的人，再怎么描述，大概也无法设身处地地体会它对亲情的创痛。
最近，在一本中国作者的散文集《走过》里，我再次读到了这十分类似的痛苦。
年，在湖南，作者的父亲被定性为“二十一种人”，被通知要到农村劳动改造。
所谓二十一种人，包括当时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特分子”等。
作者的父亲之所以被列入，有两个原因：一是新中国成立前，当了27天的“伪保长”；二是国民党军队经过的时候，一位团长见作者的父亲聪明，让他在部队里当了27天兵。
为此，年幼的作者也随之遇到了命运的转折：母亲说自己一个人，养不活3个孩子，必须安排一个孩子随丈夫去乡下。
她没有选择最大的姐姐，也没有选最小的弟弟，而是选了老二——还在上小学的作者。
那时候，中国的无数父母都在经历着类似的选择，但当命运降临在一个具体的孩子身上时，仍然显得格外残酷。这意味着这个孩子一夜之间变成“乡下人”，从“工作一世”变成“种田一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