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我想，如果我的丈夫姚向前当初不叫姚向前，而是叫姚向后、姚退步、姚落后或是姚狗蛋、姚狗尾巴草，那么后来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那么他就会像所有安分守已、胸无大志的男人一样上班、下班，到菜市场买菜，光着脊梁做饭，坐到路灯下打扑克，偶尔喝点小酒，不醉的时候围着楼房瞎转，醉的时候，跟我吵吵或是攥起拳头打我两下。如果那样，被他打得趴在地上我也心甘情愿、欢天喜地、兴高采烈，也许我还会抬起汗津津的脸，对他大叫大嚷：“好样的，再来两下。”
为了这个假设，我差点打电话给姚向前的妈妈，声讨她为何给姚向前起了这么一个倒霉的名字。
我爸及时扣下电话，说：“你纯粹就是瞎闹，姚向前那个人，即使真叫姚退步、姚落后，他还会做那样的事情，最后还是那个结果。说好听点是江山易移、本性难改，说不好听是狗改不了吃屎的本性。”“什么狗改不了吃屎？”眼泪一下溢出我的眼眶，我不擦，就那样泪涟涟地看着我爸，我说：“你从没瞧起过姚向前，不是因为你瞧不起他，他还不会那样。”
“这事难道怨我？”我爸看着我的可怜相，眼圈一下子红了，说，“千错万错，就错在你和他谈恋爱。”
和他谈恋爱？看着父亲的嘴我有些愕然。脑海中，无论如何不能够将姚向前与“谈恋爱”这样的字眼联系在一起。姚向前？谈恋爱？我看看自己，又看看我爸，我爸的怀里还偎着一个男孩，那是我与姚向前的儿子。既然是我与姚向前的儿子，那么，与姚向前谈恋爱的女人就是我了。
我想起来，那个女人确实就是我。
我跟姚向前谈恋爱的时候，他还在段内上班，天天拿着铆钉枪在货车底下安铆钉。货车不远处放着一只铆钉炉，燃着熊熊大火，里面放着烧得通红的铆钉。姚向前的工友用铁钳夹起铆钉装到货车底下，姚向前坐到木头椅子上，铆钉枪支在腿上，一只手托着枪托，一只手托着把手，“哒哒哒”将铆钉安进车体里面。这是一份非常不好的工作，脏、累不说，强烈的噪音还对人的心脏、耳膜有影响，姚向前的心脏好像没有问题，但是他的耳膜却出了问题，他说话声音特别大，并且别人跟他说话也必须大声。这使姚向前显得有些粗野，无论跟谁讲话都像打架。他第一次跟我回家，我姐、我哥都不正眼看他。我姐偷偷跟我妈说：“都是你们害了小妹，非叫她顶替，自己做了工人不说，还找了个工人做对象。”我姐和我哥都大学毕业，姐夫在商场做经理，未来的嫂子在药店做经理，都是有头有脸的管理人员，他们自然瞧不上姚向前。
我姐说这些话本不想叫我听见，可是偏巧被我听见了，我说：“做工人有什么不好？
我爸不就是工人吗？我爸的工作不见得比姚向前好，烧电焊，我们小时候不是很崇拜爸吗？我哥曾经的理想还是个电焊工呢。”我姐白我一眼，说：“懂什么，你真傻。”
我的话一点不假，小时候，我姐、我哥、我还有我妈在农村生活，我爸在段上做电焊工，他用段里的废铁和轴承给我们焊个了小拉车，我们拉着它在街上跑来跑去，别的小孩羡慕得不行。我奶得了半身不遂，我爸给她焊了小铁桌，上面铺着厚塑料布，能高能低非常方便。村里谁要做个小铁车，都是买了材料，喊我爸去焊，我爸戴着电焊帽子，拿着焊枪，电焊条在铁上一点，“哧哧”的火花冒出来，要多威风有多威风。我哥小时候的理想真的是做一名电焊工，他给同学讲故事，说一个小孩会电焊，给自己焊了条铁裤子，穿上之后，迈不动腿，低头一看，两条腿焊一块了。可是长大后，我哥抛弃了这个理想，因为他跟我爸去了一趟段上，回来后就决定考大学，不再做电焊工。这个时候，我爸要退休，1980年代的规定，退休职工可以让一个子女顶替，我爸本想叫我哥顶替，可我哥不去，我哥不去，我爸就叫我去，于是我到了段上，成为一名年轻的铁路职工，再后来就跟姚向前谈上了恋爱。
姚向前技校毕业，追我的手段非常简单，每天中午将块铁放到铆钉炉里，烧红后拿出来，红色褪尽搁上一块生地瓜，不长时间，生地瓜变成香喷喷的烤地瓜，姚向前用纸包了，送到我的单身宿舍。送了五十块地瓜后，我喜欢上了姚向前。
我姐跟我哥的态度刺激了姚向前，并且姚向前看出我爸也不喜欢他。我爸不喜欢姚向前的原因很简单，姚向前是个工人，我爸希望我找个干部而不是找个工人，他感觉自己在段上做了一辈子工人，女儿跟女婿再做工人，两代铁路人没混出个人样，怪丢人。姚向前看出我家里人不喜欢他，心里非常生气，中午到我姑家吃饭就吃得格外多，我姑做的豆饽饽他一口气吃了五个。我姑一边看着他吃一边笑，说：“这孩子实诚，实诚，真实诚。”
姚向前咽下一口豆饽饽，用他的大嗓门说：“我们段上写了一幅标语，十二个字：说实在话，办实在事，做实在人。”说完，瞅了我姐跟我哥一眼。
我姐、我哥是知识分子，她们缺少的就是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