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故宫文物南迁的，还有古物陈列所等单位的文物。古物陈列所成立于1914年，主要保藏、陈列沈阳故宫及热河行宫的文物，其南迁文物计5417箱、11.1549万件，留平文物8.8202万件。1948年，古物陈列所并入故宫博物院，留平的文物也归了故宫。
1947年6月，文物东归南京，十余年间文物管理较为妥善，没有较大的损伤。20世纪40年代末，有2972箱文物被送往台湾，占南迁总箱数的22%，其中书画有91箱。余下的大部分文物则于1950、1953和1958年三次返回北京故宫博物院，共计6036箱。仍有2000余箱封存于南京库房，由南京博物院代为保管。
1946年分两次接收溥仪存津文物1305件。其中，有宋马和之《赤壁赋图卷》、元邓文原《章草千字文卷》、元赵孟頫《秋郊饮马图卷》等宋元人手卷四件。1946年底到1947年上半年，故宫博物院还收购到《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中曾著录的一些书籍和书画。
新中国成立之后，故宫博物院主要通过政府拨交、文物收购和接收捐赠三个渠道补充文物，经过几十年努力，藏品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增补。当年被溥仪转移走的1200余件珍贵书画，除少数藏于国外博物馆、私家之外，大部分书画进入了国内的博物馆，其中有370多件回到了故宫博物院。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故宫接收国家领导人、政府部门、各地博物院等拨交的文物约16万件，其中一级品约700余件。1951年，国务院批拨专款，批示文物局从香港重金购回“三希堂”中的二希——晋王珣《伯远帖》和晋王献之《中秋帖》，并转交故宫博物院收藏。据《天府永藏》，同期从香港收回的书画还有：唐韩滉《五牛图》、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五代董源《潇湘图》、宋赵佶《祥龙石图》、南宋李唐《采薇图》、南宋马远《踏歌图》等。经调拨给故宫的文物，多是原来的清宫旧藏。1952年，文化部向全国发出通知，要求收回各地“三反”、“五反”运动中发现的故宫古物，促使众多国家级珍贵文物重回故宫的怀抱。例如，辽宁博物馆就将已入藏的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清理出来的清宫散佚书画130件调拨给了故宫。
20世纪50年代以来，故宫确立了以清宫流失出去的珍贵文物为主、兼及中国历代艺术珍品的文物收购方针。50年代至60年代初，是故宫购藏文物的高峰期。1950年，徐邦达、张珩、启功等在北海团城的收购点，征集、鉴定历代书画3700多件。1953年，徐邦达随着这些国宝到故宫博物院开辟了绘画馆。另外，国家每年都拨有专款用于购买文物，当时民间的文物仅限于个别交易，价格也低，因此故宫购画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在华北地区，民间售画者把故宫作为首选对象，十几年间，诸多书画名迹如百川入海，汇集故宫。据《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截至2006年12月底，故宫博物院共购得文物5.3971万件，一级文物1764件。书画珍品有隋人书《出师颂》，唐代周昉、颜真卿，以及宋代王诜、刘松年、马和之、夏珪、马远、张先、欧阳修、苏轼、米芾，元代顾安、钱选、赵孟頫、迺贤，明代吴伟、唐寅、沈周、董其昌、祝允明，清代原济、赵之谦等名家的作品。
自1939年文纳向故宫博物院捐赠文物，故宫博物院累计接收了775人次的文物捐赠，共计接收文物3.34万余件。除民国时期的13人次外，均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捐赠。私人捐赠的书画藏品，最大宗的是张伯驹，包括西晋陆机《平复帖》、隋展子虔《游春图》、唐李白《上阳台帖》、唐杜牧之《张好好诗》、宋黄庭坚《诸上座帖》、宋蔡襄《自书诗册》、宋范仲淹《道服赞》等，皆为精品。
整理/刘彭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