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身为农奴，但作为家中的男人，格勒依旧被寄予厚望的。在当时的社会形态下，男人的出路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参与械斗，家族和家族间为了贵族的利益，发动血腥的战争。格勒的家乡旧时被称为“西康”，那里的男子以英俊魁伟的体貌和英武之气著称，是声名赫赫的“康巴汉子”。因作战英勇，便能在本村或本族之间获得一些没有实际用途的尊敬。其实这都算不上是什么出路，很多人还没有来得及获得尊敬，年纪轻轻就因械斗而死——这也是格勒从未见过自己父亲的原因。
另一条更现实的出路，便是去寺院当僧人，通过二三十年学经，成为喇嘛。这几乎是所有农奴家庭对儿子的最高期望。
“妈妈最大的愿望是让我读书。对于读书好处的理解很简单，她觉得你多认识一个字，以后就在地狱里少受苦，运气好还能当喇嘛。”所以，母亲梅朵拉措把当时才4岁的格勒送到了白理寺，交了粮食报了名。但因为年纪尚小，喇嘛让他等到7岁再去。
梅朵拉措仍没放弃，她说服主人，让格勒跟着给贵族家经堂工作的喇嘛学习，格勒给喇嘛当杂役干活、伺候他以换取学习机会。贵族家门上有个洞，太阳照到洞里，就到了上课时间。季节在变，太阳也不常有，上课是否迟到由喇嘛说了算，如果迟到就是一顿揍。上课的课具是一块木板，将灶灰撒上去，用树枝在上面写刚学的字母，给喇嘛看，觉得可以，擦掉，继续写。
就这样读了近一年，收获是学到了30个藏文基本字母，以及各种顺手抄起的树枝、烛台等物体抽打身体留下的印记。
这期间，解放军来了，住在贵族家楼下。格勒并不知道这是进藏部队。但通过他们，他才知道外面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第一次吃到馒头，他惊讶于“以前都是吃豌豆糌粑，第一次吃馒头，觉得天下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啃馒头时听到的有关电灯、汽车、电话的描述以及产生的向往，全部定格到具象的馒头这个物体上。以至于格勒回想过往重要的时间节点，脑子里浮现的总是不那么白的馒头。
直到1956年，格勒的家乡开始了民主改革。格勒生平第一次可以睡在床上，第一次盖上了被子。同年，新政府在当地县城办了一所小学——绒坝岔小学。对读书这件事有着坚定不移信念的梅朵拉措听说这个消息，拉着格勒，第一个到这所小学报了名。
在县城的课堂，黑板和教室被分成两半，一半用来教县城的孩子，一半教乡下的，只有一个老师教。一边在用“人民”造句，一边在学人民的“人”。一方面是师资依然不够，另一方面这样让底子差的学习汉语更快。
让格勒没有想到的是，第一次离开家来到县城，此后除了探亲，便没有太多机会回到那个有着农奴印记的家。从西南民族大学到中国社科院再到中山大学读博士生，跟着去北京工作、去成都当“博导”，是格勒此后的人生轨迹。
“妈妈不是觉悟高，她就是个文盲，只是看到有地方读书，就把我送了过去。”格勒说，到了学校，老师问：小孩多大年纪？她说不知道；哪一年生的？她说，那一年下雪。老师说：年年都下雪啊！
“就这样的一个母亲，偏执地认为读书能改变命运。”格勒说，“只不过差别在于，母亲认为能改变的是下辈子的命运，而我因为读书，后来知道了，命运从现在就可以改变。”
复杂的成长经历，使格勒能够更深刻地理解西藏社会的现实与困境。
按照格勒后来的调查，宗教和寺庙既是西藏农奴社会的主要政治统治者，也是最大的农奴主之一。民主改革前，西藏共有寺庙2676座，僧众超过11万人，其中大小活佛等上层僧侣约500人，掌握经济实权的僧侣共4000余人。哲蚌、色拉、甘丹三大寺僧人人数一度超过1.6万人，共占有庄园321个、土地15万亩、牧场450个、牲畜11万头、农牧奴6万多人。
“西藏传统农业社会的形态保持了1000多年，政治上的最高利益是宗教。而法律、经济、文化、艺术都为宗教服务——画唐卡是为了信仰，学习是为了当喇嘛，也是为了信仰。”格勒说，“很长时期以来，西藏社会的价值标准都以宗教为核心。判断一个人的好坏，也是要看是否利于宗教和信仰。”
“神秘”想象
1986年，格勒博士毕业后，到了北京参加筹备建立中国第一个藏学研究中心。直到2011年，他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的位置上退下来，25年来主持了多项调查和研究。这期间他还担任了中山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校的博士生导师，讲授民族学和人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