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过后他依然继续和小众又意气相投的管虎合作。“跟村民住在一块体验生活，至少一个月以上。讨论剧本更久。”《斗牛》是一个山村故事，跟《杀生》一样，都是“个人剧”，基本戏就落在他一个人身上。每天得从山底到山头，大概景山那么高，跑三四十趟，鞋子穿坏几十双。那个造型已经脏出他的极限，天天跟牛一起演戏，一个镜头拍几十上百遍。村民蹲着看他们拍戏，蹲到晚上九十点，走了，早上六七点起来一看还在那儿拍呢。演之前他就憋着劲儿对管虎说：“你别说我不行，我从没给你掉过链子。”后来变成：“导演你就说能得奥斯卡我也不演了！”《斗牛》超出了黄渤体力的极限，每天坐面包车回住处，看着“线条往后飞，告诉自己，任何戏都有结束的一天”。直到有一天欢呼封镜，黄渤又坐在面包车上，哭了。“原来真的什么都能过去啊！”
《斗牛》为黄渤赢得金马奖。《泰囧》大卖时他接受采访，当时刚与“破亿”票房画等号，被称为“黄渤迎来了黄金时代”，但是他说“前几年的《斗牛》、《杀生》才是我的黄金时代”。他说想着去台湾“吃点小吃”，颁奖前一天晚上瞬间想了一下“要不要准备获奖感言？转念觉得黄渤你有点过吧”。
只有一次他演完戏回家突然对着镜子觉得“哥们儿可以呀”，然后立马就意识到“完了”，他根本不怎么照镜子。精神成熟使他很爱拿相貌做调味料，他的“幽默”姿态完整。“陈坤一转身观众就有好感了，我就得演十几二十分钟才行，能不卖力气吗？”但他后来也说，“找陈坤的可能转身去找黄晓明，但是找我的，绝对不会去找他们。”他希望自己技术剥离干净以后还能分出层次。“半瓶子乱晃的时候最幸福，说明你有上升空间呀！”黄渤知道观众挺过瘾，但自己离“满”远着呢。黄渤的大部分作品中，有两个重要因素从未改变，一是时代政治背景有意被淡化成单纯的叙事背景，二是人物的私人化生存占据故事的绝对空间。
喜剧演员很多都锋利敏感，得适应台上台下两种完全不同的自我，黄渤倒觉得自己“混沌”着，不是内心特别充足强大的人。“人都得傻一点，不切实际一点，才能乐此不疲、不够劲儿地往前走。”他开始“什么不行干什么，主持金马奖，拍微电影，出单曲，排话剧”。孟京辉骗他说话剧《活着》就是端杯茶，安静地思考人生，结果他得场场大体力演三个半小时没有中场休息，成就了一个又“侉”又奇异而轻盈的福贵。“不冒险，身上长不出新东西。”管虎惊讶于他的成长。“票房数字在某个阶段来看会让你兴奋，但真正留下来的一定不是数字。”
陈可辛在看《活着》的时候发现黄渤喜剧后面的“悲”。他让黄渤不要把《亲爱的》里失去孩子的父亲演成“苦情戏”。电影一出，再也没有人问黄渤“会不会怕观众笑出来”之类的问题。黄渤设计了孩子“吃桃子过敏”的细节，片头由他讲出，片尾赵薇再说一次。陈可辛第一次看就哭了，给剪成了预告片。据说他在片场一点也笑不出来，为了找感觉，把孩子的名字换成自己孩子的叫。但黄渤自己觉得没演好，愧对陈可辛。“萝卜是不是糠心只有自己知道。”直到后来针对拐卖儿童的法律法规做出改动，他才觉得心里好受了点。
戏是他轧戏最凶的时候20多天赶出来的，他已经知道怎么演能达到及格线。“我永远感受不了他们的痛苦，他们的刺扎在骨头里，我的扎在嗓子眼。”他说，做加法是一个偷懒的事，把以前演底层的经验都用上，可是内心知道还能更好。问他怎么更好，是不是觉得赵薇哭戏演得好，他说哭很难，笑更难。如果自己能再和那些家庭相处一段时间，想看看他们怎么笑——“那种假装没事、故作坚强、不让别人看出来难受的笑。”
主笔/葛维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