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霸凌作为一种新现象，也成为关注的焦点。大部分家长认为网络霸凌和其他形式的霸凌一样有害。
因为这些问题，社会开始意识到法律的不足、学校的应对不力。
比如，法律很大程度上是关注于案件，是事后的处理。有些学校针对霸凌采取了老式的简单粗暴的方法。比如对持枪的“零容忍”、组织集体学习等，通过快速地将霸凌者开除或处分，来压制任何霸凌现象，同时希望被霸凌者更坚强一些，却缺少具体的帮助。
但是，霸凌现象远比普通人想象的要复杂。随着对霸凌问题的研究逐渐深入并被广为报道，霸凌的陌生一面被更深地揭示出来。
比如，以前很多人认为，那些霸凌别人的学生，多是失败者：他们无法在学业上胜出，而选择了通过霸凌而肯定自己，走上犯罪道路。
相关研究则发现，霸凌者很多并非是学业上受挫。正相反，他们很多是学校里的明星学生。他们并不焦虑沮丧，也很享受自己的明星地位。但是，研究同时发现，这些学生都拥有一些反社会的性格。他们本人缺少同理心，爱冲动，态度叛逆。这些性格让同学和他们会保持一定距离，也加强了他们很酷的自我感觉。霸凌就是这样一个很酷的行为，让他们能享受这种征服感。对于那些不学无术的霸凌者，成绩更多的是结果，而非引发霸凌的原因。
而对于那些被霸凌者，他们往往更敏感，更不合群，缺少自信与安全感。因为缺少信得过的同伴，也不太善于和成年人交流，不合群的他们也易成为被霸凌的对象：他们得不到同学和老师的支持，让自己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霸凌，也就常常和一些弱势群体联系在一起。
最常见的霸凌对象，就是胖学生。据调查，85%的超重学生在学校曾被霸凌。不过，因为他们通常块头较大，对他们的霸凌通常限于语言暴力。反过来，身体攻击，则更多发生在瘦小的学生身上。除此之外，像少数族裔、同性恋、残疾人这样的弱势群体，也很容易被捡出来遭到霸凌。甚至，就算是在这样的群体内部，也会有人因为表现得不像这个群体的人，而遭到霸凌。
像偏见一样，霸凌本身是一个习得的过程。相关工作者通过大量的探索，意识到霸凌不能通过简单的惩罚来制止，而是要通过长时间深入的学习指导，让学生认识到霸凌的危害，改变态度。
最早，也是最成功的研究，并不在美国，而是来自挪威。
原来，在1982年，挪威出现了三起儿童自杀事件。像后来在美国的事件一样，这些事件在挪威引发了全国性的关注。而挪威心理学家Dan Olweus早在70年代就开始研究霸凌现象。于是，挪威就开始大规模地实践Olweus的理论，针对霸凌，在校园、教室和单个学生等几个层面，全面介入，提升师生对霸凌的意识，并加强对霸凌的防范。几年的实践表明，Olweus的方法可以有效地降低霸凌事件。而且，执行得越久，效果就越好。
在80年代，英美的一些工作者也开始进行相关的探索。他们也总结了一些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反霸凌方法。他们还发现，校方的认真程度会大大提高反霸凌的效果。
2010年，美国教育部召开了第一次霸凌峰会，并在10月，发布了全面的反霸凌指导意见，希望学校能采纳已被证明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来解决霸凌问题。
很多州也在这时或通过了新反霸凌的法案，或修正了原来的法案。像麻省的相关法律，就开始强制要求所有学生每年参加反霸凌的课程，同时也要校方职工积极主动地汇报霸凌现象，以期能及早发现。新泽西州在克莱门蒂自杀事件后，通过了反霸凌法，鼓励学生匿名举报霸凌事件，加强教师的介入度，并向中小学提供了100万美元经费反霸凌。2013年底，新泽西教育部报告说，相关的霸凌事件相比前一年减少了36%。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无条件支持反对这些反霸凌的努力。尤其是在处于模糊地带的语言暴力与网络暴力上，如歧视一样，有时言论自由和霸凌的边界很难界定，也会引来不少质疑。
也有学者指出，更重要的是帮助容易遭到霸凌的学生学会如何保护自己，对抗霸凌。因为这些学生最能感到潜在的霸凌，也有动力保护自己，这样也能让他们学会解决问题的方法，提高社会生存竞争力。
一些民间组织也开始出现，帮助受到霸凌的学生。2012年，歌手LadyGaGa就成立了一个“生来如此基金”（Born This Way Foundation），目的就是要帮助年轻人应对霸凌。
不管如何，霸凌是个古老的问题，它不会因为一些简单的规则而改变，而是要靠整个社会的努力。美国人普遍意识到这个问题，也不过是最近20年的事，他们消除霸凌的努力，可能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