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雨辰现在很遗憾自己当初没有和父母多交流。10年前他刚去英国留学的时候，还是国际长途电话卡的年代。他从中国带了一部手机去英国，每周日下午父母给他打电话。“没事，挺好的。”王雨辰通常会这样答道，有时他和父母聊上一两分钟就挂了电话，“我那时是小男孩，不懂事，觉得聊天挺烦的。现在想起来，那时候和父母交流真少，应该和他们多聊会儿，父母肯定特想我。”
对英国文化的融入和与中国联系的缺失，使得中学时的王雨辰曾对中国产生过厌烦。那时他放假回国次数很频繁，每年回北京三次，对中国的印象就是一句话：“中国人怎么都这样！”他那时夏天看到北京街头露着肚皮的大爷和随地吐痰的行人就觉得很恶心，也特别讨厌那些不守规矩的人。“我到现在都还不理解飞机都没停呢，就有人站起来拿行李。”如今已经27岁的他早将那种厌恶的心情变成了理解。“民族在经济发展很快的情况下，其他方面发展会很慢。我理解了这不是他们的问题，而是整个民族面临的问题，不是一下就能治理好的。”
只身在外加上叛逆期，这样的留学生活并不容易。蒋天琪16岁去了新西兰留学，和表姐同住。而高三时正逢叛逆期的她开始经常翘课，每天和同校的中国朋友在一起，晚上偶尔不回家，就住在朋友家。当时正好赶上学校假期，蒋天琪的爷爷、奶奶飞到新西兰来看她。“当时就是嫌爷爷、奶奶起床太早，自己不能睡懒觉，所以就经常不回家。”爷爷来了新西兰，却基本见不到蒋天琪，气得心脏病发作，所幸并没有太严重。父亲一怒之下，把蒋天琪叫回了中国，好好教育了一番。“现在想想，叛逆期不在父母身边反而会好一些，因为这样对彼此的伤害也会小一些。”
高中时的蒋天琪觉得朋友很重要。而如今蒋天琪已经在新西兰13年了，从高中到大学再到拿绿卡工作，身边的朋友换了一拨又一拨。中国留学生很多，但真正能留下来的人少之又少，蒋天琪称之为“流水化的朋友”。
新西兰的生活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蒋天琪的人生轨迹。大学时她没有跟风去学金融、管理这些专业，而是学了房产中介和化妆师，这都是她自己的爱好。大学毕业后，她决定留在新西兰工作，并打算长期待下去。蒋天琪觉得新西兰的贫富差距不大，竞争没有那么激烈，在新西兰人们很放松，不用存钱，每月的工资可以用来买自己想买的东西，生活简单。上次回国，她发现自己已经适应不了中国的快节奏。而王雨辰在英国待了10年后，在研究生毕业时决定彻底回到中国工作，他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学的都是建筑设计，现在北京负责一处大型商场的建设项目。“我现在还与上学时的同学和同事有很多联系，他们也觉得我已经融入了英国文化，但我总觉得自己不属于英国，我的心在中国，在这里我觉得更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