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航=口述
我从小就有了自己的是非观
“你是哪里人？”我对这个问题一直很困惑，我的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医生，我出生在北京，随父母在四川内江的石油大院里生活，那时候，我的童年是金色的。大院的环境跟王小帅的电影里很像，大院里甚至是夜不闭户的，非常安全。
家里有很多书，一半是爸爸的石油的书，一半是妈妈的医学的书。家里经常没大人，我就自己看书，也许那时起就独立思考了。记得大约是70年代末期，大院里有一个阿姨是我妈妈的同事，有阵子，大家在悄悄议论说，她丈夫放出来了。我就好奇，为什么会被抓起来？听我爸爸说，是武斗把人打死了。我心里挺害怕的，但是，仍然会想，这个叔叔家里很多书，看起来也不是贼眉鼠眼的样子，不像个坏人。这样因为各种原因被抓起来又放出来的人在大院还有很多。我就在想，是真的因为这些人坏吗？至少，看起来不像。
有一年春节，我妈带着我哥去了川北医学院，我跟着爸爸上井队过年。井队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山顶上，唯一能住的地方就是劳改队的招待所，外面就是劳改农场，装了好几千劳改犯人。我一个小孩儿，啥也不知道，有一天，一开门，外面是劳改犯的放风时间。我跟一个看起来很和善的人聊天：“你犯了什么事儿啊？”他看上去也就30岁左右，中等身材，回答我：“投机倒把”。我当时也不知道什么是投机倒把，只是单纯地感觉他面善应该是个挺好的人，那么投机倒把应该也不是非常坏的事情吧。
过了几天，有新犯人来了，他们被用机枪顶在头上。我看着很不是滋味，不管他们犯了什么罪，都过去了，为什么还要在这一刻继续羞辱他们呢？井队里扛钻管啊这些最繁重的活都是劳改犯干的。家属送来的腊肉根本到不了本人手中，基本就被充公没收。有一种模糊的印象就是，为什么一个人拥有这么多权力而另一个人好像一点都没有。人为什么就被分了三六九等呢？
和今天遇到事情一样，我从小就有了自己的是非观，不太受外界看法的影响。我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小学读的是石油大院的子弟学校，中学我就开始到县城住校了。那个环境就跟一个小社会一样了。全校几百个男生住在一个大礼堂里，今天这个人的箱子被撬了，明天那个人被打了，充满了一种江湖感，小时候的安全感没有了。
我觉得很鄙视那种小社会，我不想在里面当老大，因为我不会跟他们趋同，他们做的事情我也基本不参加。
对体制的反抗和叛逆都来自中学。我非常厌恶排名，一个班级里动不动就要全班大排名，语文、政治、历史，除了数学课都是数字没啥好说，我基本都要跟老师较劲。有一回写作文，我心情很糟糕，就写了一篇议论文，论高考制度如何恶劣。结果，下午就被老师叫到办公室谈了两个小时。谈什么我不记得了，但是，浑身哆嗦是记得清清楚楚的。这种挑战权威的恐惧一直在，跟现在一样。
上初中的时候，我学得最棒的是政治经济学，初二寒假大约是1986年，隆昌一中的老师让我们做寒假调研。我回到北京，住在姥姥家，就在草场四条胡同，采访张大妈、刘姥姥、胖舅这些胡同里的邻居，问他们：你觉得菜价涨了吗？你还买肉吗？等等这些问题。末了，我就给老师写调研报告：物价可以继续上涨，但是市场应该充分竞争。老师觉得很稀奇，说一个初二的孩子居然做了一篇这么好的社会调查报告。
我终于在中学时代被老师肯定了，这非常重要，我觉得受到了很大的鼓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对经济学有了很大的兴趣，自己看书，经常跑去跟老师讨论讨论通货膨胀。
中学时，我开始住校，因为不喜欢学校食堂，只好开始倒卖粮票，那算是最早开始做生意吧。我原本是不能吃辣的，食堂里的饭菜全都是辣的;我不吃馒头，食堂里的早餐却天天都是稀粥馒头。我只好天天下馆子，一块钱来一碗红油抄手，我妈每月给我的30块钱就不够花了。那时候，我才知道城乡二元经济的实质就是农村同学是没有粮票的，他们只能自己每月背米来。我隐隐觉得这是不公平的，后来就把家里的粮票按两毛钱一斤卖给农村同学。
价值观是潜移默化被一层层涂抹形成的。我现在经常鼓励人学一些经济学，有人说，我不懂经济学，生意照样做得很好，还有人说，经济学家都是纸上谈兵，让他们自己做做生意炒炒股票，十有八九是亏的。在我的理解里，经济学是研究整个社会的经济总量问题的。经济学的逻辑不是站在某个阶层的利益立场，凭借直觉和个人意愿做政策选择。
过了赚钱的坎儿了，却陷入一种巨大的不开心
我第一次发现自己很会做生意是19岁，我没读完大学，在广外读了一年就退学了，觉得舅舅特别厉害，在80年代就开上车了，家里有28英寸的大彩电。来到北京，到舅舅公司里打工，他的公司是二十二中的校办工厂，在交道口有一个两间门脸儿，一百多平方米的店面，销售音响器材。我什么都不懂，但是很爱学习，第一个月工资一百多块钱，我全用来订一本杂志了，叫《世界广播电视》，当时是这个行业最重要的期刊。我就从头到尾地读，看不懂就死记硬背，最后积攒了二三十期，每一本都仔细地看过。杂志上有时候还会有厂商的讲座，有一回讲座在白石桥，我转好几次公交车才到地方，就这样我很快就成为这个行业里比较明白的那个人了。
可能我天生就比较会做生意吧，印象最深的一次，舅舅和搭档出差去了，我在站柜台，接到一个电话，问有没有这个货那个货？那时候，我刚开始做学徒也就两个月，非常有责任心地回答：有呢，都有。挂了电话，就想尽办法调货，连《北京晚报》的中缝广告也不放过，打了好几天电话，总算把5万块钱的货凑齐，生意做成，赚了好几千块钱。
回忆我一路走来，遇到善人无数。在舅舅那里干了一年多之后，我就回学校读书了。毕业之后，我拉上我哥一起创业。启动资金来自我的姨夫，1994年，姨夫给了我们5万块钱，那真是第一桶金，5万块钱人民币装满了一水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