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大半生是在旧社会度过的。
他二十挂零时，与他的胞弟以及一群年纪相近的同族叔侄、兄弟共十余人，一道离开了家乡——一个位于太行山区的小村庄，外出求学。他们此去，分别途径保定、北平和天津等地，按照各自的意愿报考心仪的学校。
大家多数是如愿以偿的：有的考进了军校、有的考进了理科或工科院校。父亲不算幸运，他没有考上大学，后来他与胞弟一起去了天津。他在一位堂叔任经理的工场当了职员，他的胞弟则在天津上了大学。
一晃十余年过去了，父亲用多年的积蓄在天津置下了房产，然后便回老家去接家眷，准备在天津一起享受天伦之乐。
不过，侵略者的铁蹄踏碎了父亲的美梦——他离开天津不久，便爆发了七七事变。随后没多少天，日寇就侵占了天津。当年的战争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父亲也不例外，他毅然放弃了荣华富贵，取消了携家眷去天津的打算——他不愿意为日本鬼子做事。
父亲后来在老家晋察冀边区参加了革命工作。此后，他再也没有去过天津。
全国解放前夕，他随着南下的队伍进驻了一个已经解放的城市。从此，他在这个城市的企业和机关工作了二十余年。
我记得父亲年近六旬时，曾经提到他退休后的两个愿望：一是回山区的老家种地，再养上几只羊；另一是每天去捡粪（那时牲口车在城市并不鲜见，所以骡马粪蛋儿在路上也是常见的），攒多了以后送到附近的人民公社，交给社员们给庄稼施肥。这两件事儿都与农村有关，至于父亲为什么有这种愿望，他没有讲过理由。我猜想：他虽然很年轻时就出去工作了，早就远离了农田，不过他毕竟是农户人家的子弟，始终忘不了本。
虽然那时我还小——一名小学生而已，可是我能感觉出父亲所言不是戏谈，因为他不止一次说过他的愿望，而且是当着全家人讲的。我那时玩心高于一切，所以盼望着跟父亲一起回老家，为的是爬大山。
要说来，父亲这两个愿望其实不难实现，等他退休后有了闲暇，便能轻而易举地做成。
然而不知何故，尽管父亲很快就到了六十岁，单位却并没有让他退休；又过了几年，他依然没有退休，继续在机关上班。直到有一年，文革中的造反派们采取了果敢的“革命行动”，“砸烂”了父亲所在的机关，当然，同时被“砸烂”的政府机关不止一个。此后时间不长，父亲便正式退休了。
不过，他真的退休以后，却再也没有提过几年前曾讲过的那两个愿望。而且，他虽然退休了，却并没有休息，而是很快就去了一个区政府协助工作，说俗点儿就是帮忙儿，忙忙活活地又上了几年班。
父亲的这种协助工作是无偿的。因为那些年，他除了退休金以外，没有多领过人家一分钱的额外报酬，这体现了他们那一代老干部、老党员无私奉献的本色。
我早就知道，父亲在工作上是很认真、很勤奋的。
他在原来的机关工作时，他的办公楼与我们家的宿舍楼相距百米左右，而且我们家的北窗与父亲的办公室窗户正冲着。两座楼之间是一大片开阔地，没有遮挡视线之物，所以，我在窗前就可以看到父亲工作或学习的身影。他经常工作或学习到晚上八、九点钟以后，才关灯走出办公室。
到了协助工作的单位，他依然没有忘掉自己的老习惯，认真对待分内或分外的工作。分内的自不必说，经常是一些很棘手的事情交给他出面办理；而分外的，诸如清扫公厕、灭蛆这类本不属他管的事情，也照样主动地上手。
因为他的勤奋，在协助工作期间，他被推选为市里的先进工作者。
终于有一天，父亲不去上班了，但并不是他不想上班，而是他上不动了——可恶的病魔限制了他继续为组织做奉献的自由，他从此一病不起。
记得歌剧《江姐》里有这样几句唱词：春蚕到死丝不断，留赠他人御风寒；蜂儿酿就百花蜜，只愿香甜满人间。……”这是江姐临刑前对难友们的倾诉，喻示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思想境界。父亲在几十年革命生涯中，尤其是晚年的冲刺中，实践了这种境界。
父亲退休后、病倒前的那几年，尽管他真的退休了，然而却也真的没有休下来。因此，他当年那两个本不难实现的愿望始终没有闲暇去尝试，竟然成了他的“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