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8月，我出生在安徽亳州市涡阳县，下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父母都是农民，为了供几个孩子读书，只有小学文化的母亲在我们很小时便出远门拾破烂。
初二那年暑假，我想挣些零花钱，便瞒着父母带着弟妹在县城附近捡瓶子。母亲知道这事后，在垃圾场找到我们，质问道：“谁让你们这么做的？”母亲第一次发这么大的火，我吓坏了，低声辩解：“我们在家都没事，就想出来挣点钱。”没想到母亲听后操起一根棍子就往我身上抽，一边打一边流泪。她哽咽着说：“妈妈为什么要到外地去捡破烂？还不是不想让别人说咱们家闲话。弟弟妹妹还小，会被人当成笑话，他们将来怎么办？我跟你爸没本事，唯一能做的就是让你们跟其他孩子一样，堂堂正正地生活、做人。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学习，其他的不是你们该管的事。”在母亲看来，拾破烂虽然不是丢人的事，但她不能让孩子的童年留下阴影。
母亲的举动，就像一记重鞭打在我的心上，我知道只有考上理想的大学，才是给母亲最好的报答。功夫不负有心人，1998年高考，我如愿考上了安徽阜阳师范学院。得知这个消息，母亲喜极而泣。
本科毕业后，我想考研，可是如果继续上学，重担又会压在母亲身上，这些年，她太需要有人能帮衬她一把了。没想到，母亲知道我的心思后，笑着说：“妈妈忍着别人的白眼捡破烂，挣钱让你们读书，就是不想让你们将来怪妈妈没本事供你们念书。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别错过了这个机会，免得将来后悔抱怨……”在母亲的鼓励下，2002年大学毕业后，我顺利考入了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恰好母亲当时也在上海拾荒，学校安顿好后，我去看她。一路询问，终于在虹口一片破旧的棚户拆迁区找到了她。一面废弃的墙壁前支起了简陋的棚子，搭上几层塑料薄膜，就是母亲的“安身之所”。进屋后，我发现设施尽管简陋，但碗筷、桌椅都干干净净，摆得整整齐齐，甚至摆了张捡来的梳妆台。母亲笑着说：“以前家里乱，但我儿子是研究生，是‘国家的人’，我不能给他丢脸。”
我顷刻泪眼蒙眬，哽咽着告诉母亲：“今天我和您一起捡破烂吧。”儿时那次挨打的经历，至今仍让我心怀余悸。就在我忐忑时，母亲竟一口答应了：“有你帮忙，今天一定会大丰收。”跟着母亲穿梭在远离上海师大的大街小巷翻找垃圾桶，面对路人异样的眼光，我还是很尴尬。休息时，我问母亲：“小时候捡破烂被您痛打一顿，为什么这次却愿意我一起来？”母亲笑了：“以前你们小，经不起外人白眼，但现在你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不管别人说什么，你都能不受影响，所以妈妈不怕你跟着一起出来。”我突然觉得母亲虽然没文化，却像个智者，她用自己卑微的力量保护着孩子……
几天后，我硬把母亲接到我们学校参观。在食堂用餐时，母亲躲到一个角落落座。临走前，她趁人不注意掏出一沓零钱一把塞给我。我塞回给母亲，她的脸顿时拉得老长：“再扯，就被同学看见了……”我只好收下。从那之后，母亲来学校找我，总是寒暄几句，留下几百块钱，就匆匆地赶回去。她说不能让同学知道我有个捡垃圾的母亲……
其实在我心里，从来不觉得，母亲从事的职业会让我“跌份”，反而我以她为傲。一个没多少文化的农村母亲，为了几个孩子，只身出去拾荒，这份奉献是很多人无法比拟的。
“一个人的公司”震醒落败的心
为了给母亲多减轻一些负担，研究生期间，我一人带了4份家教，还在一家培训公司找到一份工作。实习过程中，我决定自己开一家公司，做英语培训。这些年做家教，我攒了点钱，可离开公司还差太多。这时，母亲拿出所有的积蓄支持我创业。揣着那带着体温的一沓钱，我坐在外滩对着滔滔江水泪水纵横……
2004年，我还在读研二，几经周折终于注册成立了一家公司，专门做英语培训。哪知，公司开张后并没生意，很快入不敷出，连员工的工资也发不出来。一天，母亲来公司看我，刚好遇到讨要工资的员工。母亲对大家说：“这工资过两天肯定给你们，我一个农村来的老太婆，没文化，但说到做到……”大家见母亲一脸真诚，同意宽限我几天。众人散去后，母亲告诫我，不管公司做不做，工资一定要给别人。我只能无奈地告诉母亲，我真的是一分钱都拿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