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市场化的监管方式会比纯行政的监管更有效，监管的下一步重点也应该是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这种市场化的监管方式。
《南风窗》：《存款保险条例》指出，存款保险基金的管理机构“由国务院决定”。目前，机构的名称、组织等信息尚未明确公布。你认为新机构应该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会在“一行三会”之外形成新的正部级单位吗？
宋逢明：《存款保险条例》对存款保险基金的运用规定中，存放在中国人民银行是其运用方式之一。目前，存款保险基金的确也放在了央行。在我看来，这个机构放在央行下面是比较合适的，而这可以参考外管局的模式。目前，外管局是一个副部级的独立机构，但其局长由央行副行长担任，重要人事问题也由央行党委决定。
为什么放在央行下面比较合适？这种制度安排和银行业面临的主要风险有密切关系。从国际经验看，银行业面临的主要风险往往并不是坏账，而是流动性问题。简而言之，不是银行资不抵债，而是银行资产的变现能力太差，如果遇到挤兑，银行资产便会大幅贬值，最终面临破产清算的危险。这种情况下，只能靠央行注入流动性来解决问题。而监管机构之中，唯有央行有这样的手段和政策工具。因此，把这个机构放在央行之下，有利于建立更加顺畅的风险应对机制。
这些年，中国金融监管机构尤其是银行业监管机构的顶层设计是值得商榷的。我国曾参考英国成立金融服务监管局的模式，把央行的监管、执法等职能拿出来成立了银监会，央行仅保留货币政策、支付管理等职能。但从近年金融市场的发展和监管实际来看，央行完全脱离监管的设计并不科学。实际上，英国的改革现在看来也是不成功的，他们也正在往回走，我们在成立新机构时也应考虑这个因素。
在推出存款保险制度之前，监管当局曾就存款保险机构的设置咨询过美联储专家，对方给出建议也是放在央行最合适，这样有利于管理的顺畅。再看美国，他们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也是在修改联储法案的基础上建立的，其建立是基于扩大美联储监管职能的考虑。
实际上，十多年之前，央行就已经着手研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问题，但由于部门之间协调不畅等原因，这个制度一直到现在才得以推出。因此，我认为，今后的监管还必须要加强部门的协调，这样才能有利于对金融风险的早期发现和早期纠正。
《南风窗》：余额宝会被纳入存款保险制度吗？
宋逢明：我认为不会，除非余额宝明确自己是储蓄工具而不是类似于基金的投资工具。事实上，前一段时间余额宝是在“高息揽存”，因此并不是储蓄工具。
余额宝的出现也是监管部门加速推出存款保险制度的原因之一，因为不少人认为余额宝没有风险，所以当时很多专家呼吁要尽快推出存款保险制度，提高投资者甄别储蓄和投资的“风险意识”。投资需要自担风险，而储蓄有一定的国家信用背书，50万以内的小额储蓄会得到全额赔付。
“钱荒”危机比坏账风险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