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运动精明地投入巨资培养土耳其的西化知识分子，当美国和欧洲政客、记者和人权专家想了解土耳其问题时，他们找到葛兰分子的自由派受益人，听这些人讲述早已编好的故事。
3月底，200多名土耳其军官在重审时被无罪释放，这些人之前因2003年策划一场针对当时新当选伊斯兰政府的政变而被判决有罪。即使对他们不利的证据显然是伪造的，2012年9月结束的一审判处几位被告长期监禁。到审判结束时，多数西方观察家认为，原来的诉讼是一场骗局。
但就在不久前，因这场无中生有的“政变阴谋”而得名的“大锤案”还被外界视为土耳其军方终于向当选的民主政府低头的标志。自由派知识分子和西方观察家称赞这次起诉是之后开始掌权的埃尔多安政府最伟大的成就。现在案情真相已经大白—实际上是凶残的政府试图借此机会巩固权力并削弱竞争对手。问题在于这么多好心的观察家为什么在分析中犯了如此可怕的错误。
因为岳父被控为“大锤案”的主谋，我和夫人当上了兼职法医侦探和政治活动家。在调查这个离奇案件的长达5年中，我学会了如何领略“讲故事”的作用。事实证明，对政府来说，最有效的并非蛮力，而是编造土耳其世俗和军事精英的“不法活动”故事，这些活动恰恰与埃尔多安通过司法重组建立民主（尽管带有伊斯兰色彩）国家的承诺形成鲜明的对照。尽管只是半真半假的夸张，但这些故事却给了埃尔多安及其盟友强化其政权统治的回旋余地。
其中一个盟友至关重要。由宾夕法尼亚州土耳其阿訇法图拉·葛兰的追随者组成的葛兰运动就完成了这项艰巨的政治任务。葛兰运动通过其在警察和司法部门的追随者跟踪“大锤案”及类似案件，并利用广泛的媒体渠道来编造和传播故事—这些故事取材于案件背后难以计数的军事阴谋和其他违法活动。葛兰运动在美国和欧洲的代表不断游说西方政客和舆论领袖为埃尔多安的民主行为作保。
与此同时，葛兰运动精明地投入巨资培养土耳其的西化知识分子。因此，尽管有着反犹太和反西方的尴尬历史，但21世纪葛兰运动追随者仍成功树立了民间社会运动形象，与土耳其自由派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和愿望。
葛兰分子为土耳其自由派提供资源和网络，以换取其在西方的合法地位和信誉。当美国和欧洲政客、记者和人权专家想了解土耳其问题时，他们找到葛兰分子的自由派受益人，听这些人讲述早已编好的故事。
知识分子之所以自愿与埃尔多安及葛兰分子结盟，是因为相信由军队控制国家机构（即所谓“军事监护”）是土耳其民主制度最大的威胁。在土耳其自由派看来，削弱军队的政治影响力本身就是他们的目标。他们因此不惜忽略（或淡化）埃尔多安政府越来越多的侵权和司法操纵。葛兰分子也因此可以将其玩弄于股掌之上—比方说，他们保证如果要披露关于军方的丑闻（其中最惊人的往往是捏造的），将会在自由派媒体首先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