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气温较低，这里的水稻一年只能种一次，平均亩产大约只有平坦地区的六成。亩产1000斤谷子左右，如果全部卖掉，收入为1500元，除去种子、农药、化肥的成本，所剩无几，甚至亏本。
长石村54岁的老谢，去年只收获了1300斤谷子，血本无归，而今年，他播下的种子因为质量有问题，没有发芽。
水车镇文化站站长罗中山计算，在不考虑农业风险因素的前提下，农民们平均一天的收入不到20元。
于是，村里留下来的都是奉保仁这样又老又穷的农民，真的是“揭不开”自家的锅了。
几千年的农耕时代，糊口都是第一要务。对于紫鹊界世世代代的农民而言，高山稻作，只因无可选择，居住在“世外桃源”，是一种生存压力下的无奈。选 择
今天的农民有了选择。
当工业文明与农耕文明相遇，进行“同台展示”的时候，农耕文明彻底落败。
外出打工，年轻人不必在梯田中锻炼出静脉曲张的下肢，就可以在工业的拥抱下获得更好的生活。
人们纷纷出走，梯田一点点被抛荒。长石村支部书记罗崇旺说，村里有1300多人，50岁以下的劳动力，全部在外面打工，全村有870亩耕地，现在抛荒了两成左右。
随着社会财富的不断积累，以及工业向中国腹地渗透，弃农从工与“背井离乡”、“年轻力壮”之间也没有了必然联系。现在，农民们可以就近帮人盖房子、修水沟，一天至少也有150元的收入，而且这种新的打工方式，对年龄几乎没有任何限制。
这意味着，身在农村，上了年纪，一样可以放弃农耕，而选择打工—这给了梯田抛荒一个新的加速度。
龙普村50岁的奉石田就是这样，种田只是为了获得粮食，收入主要来自在家乡打零工。
他说：“我种这五六亩地，基本每年都是亏本的，只是保证粮食不用买。大部分时间打零工，一年能赚4万多元。”
最简单的经济逻辑，让选择也变得简单不过，却让保护这一片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梯田的任务，变得更加复杂。
地方政府原本需要操心的是，留下来的老人，耕种能力与体力都在逐年衰退，并且终将死亡，那么若干年后，还有谁在梯田里耕作？而现在，即便老人留在梯田里，也不一定愿意耕作。
“所以我们要一家家上门动员，进行感情游说，跟农民们讲‘祖宗留下来的田不能抛荒否则怎么对得起祖宗’之类的道理，试图唤起他们对土地的情感，尽可能多种一些。”
杨海波说，这是他这个镇党委书记很重要也很艰难的一项工作。
对土地的感情并非虚妄，石峰村的邹福坤和郑大姐夫妇，就是靠着对“祖宗田不可荒”的信念，年届花甲还耕种着六七亩土地，“能种多少，就拼了命种”。
他们有两个儿子，都在长沙工作，夫妻俩一直供给孩子们粮食、蔬菜。郑大姐说，孩子们就喜欢吃自己地里长的东西，味道好，也比市场上买的要健康。这或许只是一种自我安慰，但成为了他们种田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