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钦
每一代人都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发现世界。
多年前的中国，一个名叫梁启超的年轻人的文字使“举国趋之，如饮狂泉”。胡适评价说：“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几十年后的美国，《新共和》年仅26岁的编辑李普曼被介绍给美国总统罗斯福，总统微笑着对他说：“我早就知道你了，听说你是30岁以下最著名的美国男士。”
当初读到梁启超与李普曼的传奇，内心充溢着无限的冲动与憧憬，而所滋生出来的那点虚妄的理想主义和自不量力，也让我放弃学了4年的理工科。现今的中国在繁荣强盛的光环下也有着不安与混乱，这激发了年轻人的参与感与责任感。在一个社会转型的时代，一个年轻知识分子往往会产生出巨大的使命感，迫不及待地要参与到推动社会变革与社会进步的进程中去。
媒体上不同思潮的交锋，关于中国将往何处去的争论，都能激起我对这个国家的好奇心，对这个社会更深刻的理解。这些唇枪舌剑的交锋消除了长期教条教育所造就的我对历史和社会的冷漠与无知，而智识上的快感则激发我以更大的兴趣再去阅读相关经典。每一代人都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发现世界，而媒体在智识的传承上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无论媒体的孙志刚案报道，还是那个致力于开启民智的报人梁启超的文字，都燃起了我转入新闻业的理想主义火苗，惟愿能够在社会转型中担当起启蒙者的角色，做鲁迅笔下的“惊醒铁屋子里熟睡者的人”。
2010年，微博风生水起，周围有不少同学开通了微博，他们偶尔会问我一些问题，使我非常惊讶：从来不关心政治的理科同学们竟会关心起这些问题。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新媒体技术对于言论的意义。而我自己，也从中受惠颇多。周围同学因微博而产生的疑问，更让我开始有意识地向他们传播一些“叛逆”的思想，我非常满足于他们第一次听到“非正统”消息时的兴奋与惊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