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骆新
20多年前，我在中央电视台做《正大综艺》导演时，经常被人问：“你认识赵忠祥吗？”我说“认识”，人家马上兴奋地紧攥住我的手，仿佛赵忠祥的手此刻就长在我的身上。接下来的问题是：“他是你们台长吧？”我回答：“不是，他就是个主持人”，而这时我得到的反馈，一般都是拉长的一声：“啊……”我猜这极尽夸张的感叹背后，一定包藏着对“干部体制”的愤怒——赵忠祥竟然不是中央电视台的台长？岂有此理，天理难容！
从历史所承袭下来的“官本位”思维，早把我们培养成了天然的权力膜拜者，似乎一个人只要有了学术或技能上的某种成就，就必须给予他（她）一个官职，否则，学术或技能的价值，就无法得以体现。久而久之，这种利益导向很容易瓦解了学术或技能的独立性及其尊严。
那时候，中央电视台只有两个频道。在一个媒体渠道尚属稀缺的时代，凡能够占据媒体顶端的电视主持人，大多都会有些令人望而生畏的感觉，就像是大领导坐在主席台上，冲着台下黑压压一片的乌合之众“训话”，高屋建瓴，高台教化，语态中或多或少都会带着些“官气”。
遵循官方语言的旨趣，一度是人们对广播电视主持人的评判标准。按照坊间舆论嘲讽的说法，那时候的主持人，是怎么“不说人话”就怎么来。
“不说人话”有两种体现：第一种，是追求“掉书袋”的效果而刻意佶屈聱牙，让人听着一脑门子糨糊；第二种，则是追求政治正确而极尽情绪渲染之能事。
第一种——我自己就曾给杨澜写过极为拗口的稿子，譬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今天的《正大综艺》节目将为您介绍被全世界的顶尖旅游杂志共同誉为‘在浩瀚的太平洋上所镶嵌的一颗璀璨的珍珠’的美丽的夏威夷群岛……”杨澜看后大嚷：“你这是要一口气憋死我啊！”
第二种——某主持人曾在打谷场上采访一位农民老大爷：“大爷，听说今年您的收成不错啊！”大爷说：“对着咧。”主持人接着问：“您觉得，今年收成不错的原因是什么啊？”一听这个提问，估计领导要听“歌功颂德”的动机很强烈……偏巧打谷场上，脱粒机的噪音大，大爷耳朵又有点背：“你说啥？”主持人把问题又重复了一遍，大爷说：“对着咧！”主持人有点懵，但还是再把问题重复了一遍，面对摄像机，农民大爷此刻已紧张得说不出话来。主持人一看苗头不对，马上接下去说：“您是不是应该感谢党的惠农政策好？您看，省种子公司给咱们提供了最好的种子，县农技站又派了这么多技术人员下乡教授广大农民如何科学种粮，一号文件又督促各级政府敞口收粮，稳定了收购价格，这一切不都是为了让农民兄弟们放心种粮嘛！所以，粮食产量自然就上去了，大爷，您说是不是啊？”大爷瞪着主持人半晌，咽了口唾沫，说：“对着咧。”
采访完成！
我每次看这段录像，都忍不住要大笑，但是笑完了，又真想哭。
从“说官话”到“说人话”，需要一个漫长的进化的过程。
这个语态改变的过程，实际上是从邓小平南巡、中国全面重启市场经济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