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是怎样练成的

 
湘军是怎样练成的
2016-12-16 10:00:13 /故事大全

当初,太平天国的高涨气势,让清政府觉得江山似乎就要易手,依靠早已腐朽不堪的八旗、绿营,显然无法扭转局面。于是,清政府为各地团练开了口子,一时间,各地纷纷响应。咸丰年间,先后奉上谕担任团练大臣的官员有43人之多,最终成就大事的,只有曾国藩一个。

小城建军

曾国藩在受命之初,决心另起炉灶,按照自己的想法带出一支全新的部队来。古往今来,肯办事者总是要惹出很多麻烦,要办成事,必须善于处理各种矛盾。为了避免其他大员以及那些绿营“老爷兵”的干扰,曾国藩选择“避走衡州”,来到距离各种势力汇集的省城长沙较远的衡阳练兵。在这里,他广招勇丁,统一编制,勤加训练,又花大力气筹建湘军水师。半年后,湘军北上作战,水师已有大小战船三百六十余只,水陆官兵及丁夫等共计一万七千余人。

建军练兵的具体过程中,曾国藩等人摸着石头过河,重点参照戚继光的练兵经验,“但求其精,不贵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针对作战对手——太平军的特点,逐步形成一支新式队伍,用曾国藩的话说,就是“改弦更张,别树一军”。

作为一支从无到有,另起炉灶的新军,湘军的特色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慎选兵将,合理编制,勤加训练,厚给奖赏。

慎选兵将

毛泽东说过,士兵是部队的基础。官兵素质如何,往往决定着一支军队的命运。绿营兵不堪使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兵员素质低下,作风散漫,视训练为儿戏;甚至雇人代训、冒名当兵;许多将领更是勇于私事、怯于战阵,军事无术,盘剥有方,上下怨望,官兵关系紧张。

曾国藩深知绿营兵的弊端,他的建军标准是:“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这是一个相当高的建军标准,什么样的兵源才能胜任呢?

曾国藩从“戚家军”那里学得经验,其选择勇丁的标准是:“须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募勇时,“须取具保结,造具府县里居、父母妻子名姓,箕斗清册各结附册,以便检查。”招募士兵往往以县籍分营,兵由将选,关系密切;各营最初又有各种名称,如湘乡勇、新宁勇、平江勇等。

曾国藩认为,这样的招募和编组方式,可以有效控制官兵,同时,勇丁之间是同乡、同族、亲戚等密切的关系,从而能够在作战时“齐心相顾,不肯轻弃伴侣”。

合理编制

兵员和武器装备一经确定,编制成了主要问题。简而言之,编制就是官兵和武器的排列组合,优化的组合是战斗力的倍增器,可以创造以少胜多的战争奇迹。混乱的排列只能集聚起一群乌合之众,即使兵多将广、投鞭断流,难免风声鹤唳、仓皇北顾。

湘军在衡州扩招后,各类兵丁达到近两万人,有陆师也有水师,有步兵也有马队,有刀矛弓箭等冷兵器,也有抬枪鸟铳等火器,如果不能合理编组,很容易折戟沉沙。

曾国藩在湘军确立“营”为基本单位,每营的人数,由最初的360人改为衡州训练时的500人,设营官1名,营官亲兵60名,亲兵什长6名。每营4哨,哨设哨官1名,哨长1名,护勇5名,什长8名,正勇84名,另有伙勇42名;每营长夫180名,随营行动。营官有亲兵6队,即劈山炮2队,刀矛队3队,小枪队1队,共计6队;每哨有刀矛队4队,抬枪队2队,小枪队2队,共计8队,水师编制则依据大型快蟹、中型长龙、小型舢板的战船区分,编制大营和小营,初期以大营为主,后期则重视小营,以适应长江(内湖)水战的现实需要。

湘军营制,重视武器装备的搭配,如冷兵器与火器的搭配,大小战船的搭配,以便在战斗中充分发挥各自长处,同时注意随着武器装备的改进和实战的需要,不断更新编制。这是它在同太平军作战中屡败而不溃、愈战而愈强的重要因素。

勤加训练

曾国藩自称“训练之才,非战阵之才”,他确实在湘军的训练上花了很大功夫。当时所称的“训练”,并不同于今天所说的军事训练,而是分为“训”和“练”两个方面。“训”是思想政治教育,“练”是军事技术训练,所谓“自古节制之师存乎训练,训以固其心,练以精其技”。

曾国藩注重训、练并举,特别重视“训”的作用,自称“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

曾国藩规定的“训”,包括“训家规”和“训营规”两种。

对于“训”,曾国藩反对把思想教育弄成空洞无物的无聊说教,要求各级将领以父兄教子的方式,以爱护士卒的姿态,结合勇丁的切身利害进行教育,比如“训作人,则全要肫诚,如父母教子,有殷殷望其成立之意,庶人人易于感动”。

对于“练”,曾国藩强调“治军以勤字为先”,要求全体官兵勤于练兵,强化技艺、枪法和阵式。他专门访求武师和猎户,请他们帮助教授军事技能,有时亲自组织单兵军事技能考核,亲笔记下,某勇“善扒墉跳沟”,某勇“善打火器”。

对于劈山炮等重火器,曾国藩更为重视,并曾写信给带兵的曾国荃,要求他“将各营亲口教之,亲眼验之,乃不失劈山炮之妙用也”。他还亲自制定《初定营规二十二条》、《营规》等,从招募、行军、扎营、训练都做了严格规定,使湘军的训练从一开始就走上制度化之路。

厚给奖赏

兼任过兵部侍郎的曾国藩知道,以往绿营兵饷,分为“行饷”和“坐饷”,弊端在于,平时薪饷太低,不足以调动官兵的训练热情;而不敷养家糊口之用的月饷,又促使绿营士兵走出军营,行商坐贾,以求自谋生路;战时薪饷虽然高出许多,平时养成的低下的战斗力又非一时可以改观,虽有重赏,却无真正能战之兵。

曾国藩考虑到两种军饷形式的不足,顾及湘勇“吃粮当兵”、“赚钱养家”的现实需要,采取“厚薪养兵”办法,比如,湘军正勇的月饷初定为4两2钱,虽然略低于绿营月饷与行饷的总和,但远高于其月饷,又是湖南一带农民种田收入的三四倍,从而吸引大批青壮年农民投入湘军。

对于军官,曾国藩采取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的办法,既保证其高额薪水,又保证其立功后的升迁。在战斗中有功的中下级将领升迁很快,像胡林翼、李续宾等人,仅仅几年时间便被保举到巡抚一级的位置,超过当时实为湘军主帅的曾国藩。

对于那些在战斗中牺牲的湘军官兵,曾国藩还要向朝廷请示为他们建昭忠祠,亲自为他们树碑立传,歌功颂德,并给他们的家属以很高的政治待遇和经济补偿。这样,敢战者有优厚薪饷,立功者有光明前程,牺牲者有死后哀荣,三管齐下,使湘军的积极性非常高,湖南各地农民投军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选自《曾国藩与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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