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0月,杨国藩在献交县抗日游击大队当医生。一天,大队长宋云波把他叫到队部,给他分配任务说:“敌人今后的‘扫荡’会更加频繁、残酷,我们的战斗任务也将更加艰巨,流动性更大。为了使伤病员能及时得到治疗,我们必须有一个立足点。领导上再三考虑,决定派你回家乡办个医院。这个医院的负责人就是你。”
杨国藩回到家乡献交县军王庄,找到年轻的村党支部书记王恒昌,讲了建立地下抗日医院的事。王恒昌听了,干脆地说:“没说的,大叔,你开张吧,党支部完全支持你,晚上咱就开支委会讨论。”
在支部会上,村长杨庆丰说:“把医院设在军王庄,这是上级对咱村的信任,是咱村的光荣,就是天塌下来,咱也要硬着腰杆撑住它。”
支部宣传委员杨国瑞说:“撑起来没问题。不过不能光靠咱几个人,要把全村的人都发动起来。要从最困难的地方想,点子想它几套,兵来将挡,水来坝挡。”于是,医院办起来了。医疗室设在杨国藩家里,伤病员安置在堡垒户中,村里的妇女们承担起护理工作。
一天,杨国藩刚给伤员换完药,敌人就来了。他们到了老雅头婶子家,把刺刀对着她的胸口问:“炕上躺的什么人?”
老雅头婶子伸手拨开敌人的刺刀,没好气地回答:“什么人?我小子,给你们修路累病了。”她一边说着,一边去拿小碗里的鸡蛋。敌人看到鸡蛋,急忙抢过来,吃着走了。
另一伙伪军钻到王贞祥屋里,贞祥媳妇正坐在炕上守着伤员。一个狗汉奸喝问道:“他是你什么人?”
贞祥媳妇毫不犹豫地回答:“我男人。”一个敌人用刺刀去挑被子,贞祥媳妇用身子护着:“你要干什么?他得的伤寒病,刚吃了药,正在发汗呢!”伪军们听说是伤寒,拔腿就向外走。
后来,伤员增多,单靠堡垒户公开掩护容易出问题,于是杨国藩和村干部又想新的办法。杨国瑞说,直奉战争的时候,我家把大门封了,从北屋后墙上挖了个窟窿,进出后随手用柴草一堵。奉军在这住了好几天,都没发现我家的门在哪里。杨国瑞建议,可以用这个办法掩护伤病员。
掏墙窟窿的办法立即被村党支部采纳了。并且决定,先在杨国藩家建造几间秘密病房。不久,又建了地下病室,挖了地道。重伤员进出地道有困难,又想了个造假坟的办法。先后在武家坟、王家坟、赵家坟等地挖了许多假坟。从外面看去和真坟一样,里面却都是舒适的病房,而且每座假坟都与地道相连。
随着斗争的发展,军王庄的地道也不断地扩大和改进。后来,枯井里、坟墓里、碱土疙瘩里、树丛里,到处都有真假洞口。每个洞口,都有陷阱、翻板、“窝弓”、“线箭”等战斗设备和防毒、防烟、防水等安全措施。射击孔、望孔、通风孔,更是到处都有。整个地道有“井”字形干线;每个干线又分出许许多多支线;一条大干线又环绕着所有的干线和支线,医院就设在几条支线上。
伤员不断送到医院来,军王庄进进出出的人,白日黑夜不断。军王庄有医院这件事,被敌人发觉了。一天,敌人突然在早饭后包围了村庄。一进村就抓住了正在推碾子的老雅头婶子。敌人问她:“杨国藩在哪里?”老雅头婶子似理非理地回答:“他上关外20多年啦,连音讯也没有。”一个汉奸狠抽了老雅头婶子几棍子,骂道:“你胡说!他就在家办医院,你还说他没在家。快说,他在哪儿?”
老雅头婶子冲着他说:“你知道他在家,你就去捉嘛,对付我个老婆子算什么本事!”
汉奸没办法,带着日本兵直奔杨国藩家。他们扑了空,便到隔壁捉了邻居王庆臣和王老乔。敌人问王庆臣是不是杨国藩?王庆臣说:“我姓王,他姓杨,我比他大20多岁呢。”敌人见两个老头子都不说实话,便下了毒手。两个老人被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可是他们咬紧牙关,一字不吐。敌人又在两个老人家里乱翻乱挖,还是一无所获,最后抢了些东西走了。
过了几天,敌人又耍起了新的花招。一天上午,王振江正在村头推碾子,三个穿便衣的人急急跑来对他说:“老大爷,我们是八路军,鬼子追来啦,快领我们进密洞。”
王振江一眼就看透了是怎么回事,便想趁机骂他们一顿。他凑到这三个人近前,故意把声音放低说:“到据点里去给日本人磕几个响头,就不用这么担惊受怕啦!当汉奸的哪个不是拿脸当腚!”
这三个人一听,立即现了原形,手一招,跑来一群伪军,把王振江按倒就打。王振江心想,反正骂他是打,不骂他也是打,长个嘴也不是光会吃饭,为什么不骂!便忍着痛,大骂不止。
伤员们住到地下医院里比较安全,但是药品和医疗器械很少,吃的也很差。1943年,是军王庄地下医院最艰苦的岁月。敌人的掠夺,连年的旱灾,从春天起,伤员们就没吃过一点儿细粮。一天,有个伤员脱水,王恒昌的母亲马上把自己家仅有的四个鸡蛋拿到医院。王恒昌正病着,杨国藩不肯收下这四个鸡蛋。大娘说:“我什么都清楚,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受穷守寡,把恒昌拉扯大,心里别提多疼他。可是他是支部书记,我是党员,党员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战士们为咱穷人打天下受了伤,他们比亲人还亲啊!”
全村的人都为解决医院吃粮尽了最大的努力。刘秀竹大娘把仅有的一点红萝卜咸菜送来了,对杨国藩说:“这点东西真是拿不出手来,可是家里再也找不出吃的东西了,就让伤员们就着咸菜喝点开水暖暖心吧!”
王二堂大伯提着一小篮青枣,气喘吁吁地对杨国藩说:“我真没脸去见伤员同志呀,他们为咱流血负伤,住到咱村,咱给同志们吃的却是这个。”
李淑智把自家仅有的半碗小米端到医院来。全村的乡亲们都从自己嘴里省出吃的送到医院来。
地下医院终于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没有探针,他们就把自行车的辐条磨尖当探针;没有截肢的锯子,就用锯铁的锯子代替;用芒硝代替紫汞;用中药大黄和苏打制成健胃药⋯⋯从1940年10月到1944年秋天,军王庄地下医院共治疗伤员600多人,其中有500多人重返前线。
选自《人力资源报》20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