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张学良动手杀害杨宇霆、常荫槐将军之前，东北名宿孙烈臣就曾预言：“将来杀戮自家人的事情只有少帅做得出来。”纨绔子弟无情谊，面对蒋介石的信任重用，以及兄弟结拜的情谊，张学良却动了杀心。军变中，张学良在临潼竟然杀害了包括蒋介石最器重的侄子蒋孝先少将在内的全部67名警卫；杨虎城在西安杀害了孙中山生前助手、蒋介石的结义兄弟、国民政府中央委员邵元冲和中央宪兵团团长杨震亚等军政要员，并杀害中央军警数百人，抢劫银行与百姓。
1990年代，报刊上曾经公开揭露：张学良要联合杨虎城以及延安红军，组建“西北联合军团”，建立以张学良为首、以西安为“西京”的“西北联合政府”，并非为了抗日。苏俄永远是世界上最无耻的国家，它考虑的永远都是自己的利益。张学良、杨虎城和延安建立“西北联军”和“西北联合政府”，可以帮助苏俄更好地攫取在中国的利益。可是，一旦捉蒋杀蒋就完全不同了，中国一旦失去公认的领袖，必将四分五裂，无力抵抗日军，不是迅速被击败，就是建立亲日的政府。这样日本必将开始已经准备了几十年之久的征服苏俄之旅，日本残忍的731部队的人体试验，有相当分量的冻伤实验，就是为进军远东做准备的。
西安军变之后，全国舆论一片谴责，民众到处游行抗议，而南京政府更是毫不妥协。而最让张学良没有想到的是苏俄的坚决反对。苏俄担心一旦中国分裂，日本侵略中国成功，几百万日军必将扑向苏俄远东。所以斯大林立即亲自拟电命令毛泽东：绝不容许杀蒋。并且斯大林明确指示：应该首先了解到——蒋介石是抗日的，打倒蒋介石，必会引起内战，而内战只能有利于日本侵略者。斯大林还说，“张学良分量不够，怎能做全国抗日领袖？中共也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
西安军事暴乱仅仅一天后，12月14日，苏共中央《真理报》发表社论，将“西安事变”直接定性为“叛变”，是“利用抗日运动进行投机”；苏俄政府报《消息报》也称：“张学良的叛变可能会瓦解中国抗日力量的统一，不仅给国民政府，而且给整个中国人民都带来危险。”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通讯》则直接著文斥责张学良为“叛徒”、“强盗”。……
所以，周恩来12月17日到达西安后，西安事变得到解决。张学良不得不采取到南京请罪的方式，试图避免追究，保存东北军的势力。
4：汉奸群生
尽管张学良得到了蒋介石宋美龄的宽大，东北军没有被裁撤，然而东北军因西安事变而发生了裂变，张学良的全部6个军，纷纷主动向南京国民政府投诚，接受命令，分赴各地抗日，从此，世上再无东北军这个耻辱的名字。杨虎城的西北军也是一样，其最信任的部下冯钦哉带一个师2万人投靠中央，之后西安警戒旅又有两个团投靠中央，西北军也就此消失。
而当年积极支持搞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头号智囊、东北军总参议鲍文樾，抗战刚刚开始，就可耻地直接投降日寇，担任汪伪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代理军政部长，河南省省长等高官，是著名的大汉奸之一。亲自抓捕蒋介石的张学良警卫营营长孙铭久以及应德田、苗剑秋等号称“东北军最支持联共抗日的人”，也是“对张学良最忠心的人”，却是东北军中第一批投靠日寇做汉奸的人，孙“因功”升任伪政权山东保安副司令，应担任伪政权河南教育厅长，而苗这个写过《抗日理论与实际》的人，直接移民日本。伪军中最高层的孙良诚、吴化文、白凤翔、李守信等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将领，往往率部成建制投敌。
蒋介石的中央军，却从无大规模投敌的记录，甚至没有一个中高级军官主动投敌，相反有两百多名将军血洒抗日战场。
张学良晚年获得自由后，曾经多次自称“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为此他在基督教中寻求灵魂的救赎，也一直拒绝回到中国大陆，尽管他在大陆被吹颂成“伟大的爱国将领”。在蒋经国回忆录中，这样记述1980年代的张学良——张学良喝酒喝醉了，抱着蒋经国大哭：“兄弟呀，老哥哥当年做错了！做错了！先总统杀了我都不为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