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牛郎追反事件(3)

 
贵州牛郎追反事件(3)
2014-05-12 20:43:28 /故事大全

9月1 1日,铜仁地委通知松桃自治县委:地委常委决定由石孟明同志亲自抓牛郎“追反”的善后工作;在“交待班”中生病和伤残的要给予治疗。

省公安厅林副处长、地区公安局隆明星副局长来到松桃,和县委一起连续3天听取欧献庭、田银芝等人关于牛郎“追反”的详细汇报。此时“交待班”已有29人死亡。

田银芝汇报后认为:“中国青年党”最多查到格老大队田明亮为止;根据已掌握的情况来看,交待的情节出入很大;“复兴党”没有什么可查的;现有的很多材料是逼供搞出来的。

省公安厅林副处长说:省委指示“交待班”全部停办。从汇报的情况来看,牛郎是有“反革命”组织活动。但在侦破过程中死亡29人,这在全省历史上都是少有的。

县委书记石孟明说:“上面叫我们停止,好像我们全错了,一点成绩都没有。你压我我也不服。你们回去向省委汇报把我的职务撤了!”

9月15日,县委研究同意“交待班”全部停办。但认为:省地的调查应该调查整个案情;如果光查死人问题,实际是泼冷水,不利于保护群众的积极性,不利于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据刘长学回忆,9月15日之后的某一天(20日之前),石孟明和刘长学等人去牛郎听取牛郎区委的汇报,牛郎区委仍提出继续在区机关办“追反”学习班。刘长学坚决反对,石孟明否决了牛郎区委的要求。

9月20日,省、地工作组和县委副书记吴建德一行到牛郎调查。

9月22日,省、地工作组离开。吴建德和田银芝等人继续在牛郎深入调查。

月15日,吴建德、田银芝等人根据调查了解的情况向县委汇报,得出的结论是:牛郎公社反动组织“复兴党”和“青年党”是存在的,但首犯不是松桃人,材料也还有些问题。

负责到沙坝公社调查的公安人员罗时发汇报说,沙坝“反革命”集体是不存在的,但吴宪保、吴炳成、欧六章个人有些“反革命”言论。基层意见是应该定吴宪保、吴炳成2人为“反革命”。

负责到银岩公社调查的公安人员查世鲜汇报说,银岩公社没有发现“反革命”活动,也没有“反革命”言论;就连吴炳称“投机倒把”卖大烟光洋也是假的。

至此,轰轰烈烈的1976年牛郎“追反”运动,仅以尹修应作为“复兴党”的重要成员于1977年被判刑10年宣告结束(1978年其他受害者平反后不久,尹修应也得到平反)。“交待班”的“学员”被放回家,伤残者自己找草药医治。但仍有不少受害者受到大队干部的刁难,不准草药师为受害者采药。

上访

显然,这样的结果是受尽磨难的受害者不能答应的。他们被放回去后,告状信就纷纷寄往上级有关部门。从松桃寄出的告状信,很多都回到了龙文飞手中,受害者还一再受到恐吓:于是,很多人走到外县铜仁、江口甚至湖南投递告状信,但都石沉大海。

经过一年多的休养,身体稍有恢复的受害者杨再德在投递21封信没有回音之后,他决定亲自带着第22封信去北京。几十个受害者家庭集资79元给他做路费。1978年6月25日,他和田兴和、秦继昌三人踏上了去北京的上访之旅。可这区区79元连他们去北京的单程车费都不够。临行前他们已经向家人交代后事,状告不成决不回家。

途中他们买短程票上火车后,向乘务员展示了身上的累累伤痕,声泪俱下地哭诉悲惨经历,感动了不少乘务员,免了他们不少车费。临到北京,他们又得到一个军官的指点。到北京后,他们成功地把告状信交到了邓小平办公室。邓小平副主席作出批示后,呈交华国锋主席。华国锋批示要求贵州省委查明情况,如属实,除对冤案平反外,对伤害群众者应严肃处理。(松桃苗族自治县档案局档案:全宗号23,目录号1;年度1978;案卷号125;标题:县委常委会整风会议记录,1978年7-8月)

平反

结果可想而知。贵州省委、铜仁地委立即组成工作组对1976年牛郎“追反”事件进行调查,为所有被打成“反革命”的人平反昭雪;对受害者给予补偿,对受迫害死亡的受害者家属进行抚恤,伤残者给予免费治疗;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牛郎区委书记龙文飞推卸不了责任,于1978年8月16日服毒自杀,随后被开除党籍;彭忠顺、滕久先、吴求亮等8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已升任铜仁地委副书记的原松桃县委书记石孟明被撤销职务,并责令其在1978年9月27日牛郎“追反”平反群众大会上公开道歉(1981年11月石孟明复出任地区行署副专员,1983年5月,升任地委副书记、地区行署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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