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个好朋友是脆骨病患者。脆骨病，就是咕咚撞一下，骨折；咔嚓碰一下，骨折；嘎吱扭一下，骨折。他从小到大，两条腿不知骨折过多少次。他现在为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工作。这是一个NGO，所以他的工作可以简单概括成：辛苦，钱少，看不到前途。
我上一次回北京去看他，他邀请我参加在义庄举行的一次慈善会演。到场的有许多坐轮椅的，有佝偻症患者，侏儒症患者，白化病患者。有的身体蜷缩得像卷叶，有的身高如孩童，有的皮肤惨白得像吸血鬼。我跟朋友慨叹：“我不知道北京住着这么多罕见病患者。”他说：“因为他们平时都不出门啊！”
不出门，当然不全因为担心出门吓到人，更主要的是因为没办法出门。
人行道，走不了；公交车，坐不了；地铁，进都进不了。他们还能怎么办呢？
一个健全的社会，一定会有起码的意识，照顾它那一拨身体不健全的孩子。这意识不该只落实于公民的献爱心、偶发的捐款、NGO费尽心血的苦心经营，而应该有切实的、长效的、落实到细节的法律制度和物质保障举措。公共交通的设计者应该知道，这城市里同样生活着也许没办法爬楼梯的居民；城市的规划者应该知道，这城市里同样生活着看不见灯光、听不见车鸣的盲人、聋人；文化教育的主管者们应该知道，这城市里有太多因为残疾和缺陷，不敢出门，不敢面对城市，被城市遗弃的龟缩在屋里的人。
北京在无障碍通道建设上，做得最好的是奥运时期。所以8号线有完备的无障碍设施，鸟巢有轮椅专用的看台和厕所。可是，奥运以后呢？
在美国，一方面，因为无障碍设施的完善，就算是四肢不能活动的残疾人，只要能坐轮椅，也会时不时出门；另一方面，因为个人主义已经达到了某种过分的程度，所以没有人会因为对自己身体上的丑陋或独特感到羞耻，而拒绝出门。于是乎，美国的大街上真是什么人都有：缺胳膊少腿的，畸形得一塌糊涂的，半疯半傻的，脂肪一坨、丑到人神共愤还敢半裸出镜的。长得丑，他们也毅然决然出门吓人。
美国这种传统无疑是从欧洲来的。所以他们的世界出得了霍金。
霍金之所以能成为霍金，光靠他自己“惊人的努力”是不够的。你要让一个瘫在轮椅上，脸歪向一边，表情永远呈痴呆状，连话都说不清楚的人为人类做出贡献，你就得让他能生活，能上学，能社交，能出门吓人，能被人们接纳，能频繁出现在公众场合，能在毕业后找到工作；能生存，能自立，能活得健康、积极、快乐。
我们的社会，可以吗？
我过美国海关时，曾经遇到过一个犯病的美国人。我不知道他究竟有什么病，但是他每隔五秒钟，脖子要朝后一扭，大叫一声：“汪！”他这样走三步，一回头，“汪！”走三步，一回头，“汪！”一直走到入境的地方，将护照递过去，扭头大叫一声：“汪！”然后跟入境官员解释说：“我控制不住。”接着回头，大叫一声：“汪！”
我真的是被吓到了。
被吓到的当然不只是我。路人纷纷侧目。所有海关工作人员都扭头去看那个人。他毫不在意，拿回护照过了关，走三步，一回头，“汪！”走三步，一回头，“汪！”相当拉风地离开了。
我于是想，如果有一天，有人病重成这样，不吃药还能在北京的大街上大摇大摆，没有城管来抓他，没有路人来骂他，没有医生来说他神经病，却有人包容他，接纳他，尊重他，保护他，那我们中国，也许会出不止一个霍金。
（许 艺摘自豆瓣阅读作者专栏《一直走直到我遇见你》，王 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