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滋味(2)

 
自由的滋味(2)
2015-01-28 15:59:55 /故事大全

世间最残酷的景观,人心最深沉的秘密,如此赤裸坦诚,我竟然就在人群中看见了。没有遥控器,我调节不了画面的行进方式与速度、声响的大小和高低,我就这样被动无助地夹在一群陌生人中间,任由电影摆布,不由自主地大笑或者痛哭,回忆以及遐想。

走进影院,岂能不要勇气?

但是不用害怕,因为有某些独特、用心而神秀的电影作者,他们竟敢撕破日常琐事所掩盖、修饰的真实,把命运的无常、上帝的退隐、承诺之背叛、欲望之阴暗,全都大胆地拍了出来,交给我们。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游静还说:“人家都敢拍了,我们又有什么好怕的呢?”是的,我还怕什么呢?看电影,尤其是看好电影,原是一种在众人中认出自己本来面目的英勇行动。所以,许多影评人才会如此珍惜“真实”。“真实”不是技法上的“写实”(很多时候,“写实”恰恰才是说谎的最好方法),而是电影作者敢于认真对待自己,敢于以“真面目”示人,甚至敢于面对人之存在的一种质地。

因此,看电影于我就和听音乐一样,是少年时代追求自由的手段。拒斥庸俗,一开始或许还是为了在同学中间树起不凡的自我感觉,但其实更是为了逃离庸俗的宰制,离开“成人社会”的无聊和谎言,离开森严的学校体制,离开社会和国家对个人的期盼跟定位。

很自然地,少年时代的我完全无法接受任何流行而热门的音乐和电影,更无法忍受电视上那些虚假的俗华与美丽的面具(真是报应,我今天竟以此为业)。音乐与电影绝对不是娱乐,它们怎能是娱乐呢?有人问讨厌文化工业以至于厌恶一切娱乐的阿多诺:“你平常有什么消遣?”一向严肃的阿多诺简单而冷峻地回答:“我从不消遣。我用对待工作的同等态度去对待音乐。”诚然,聆听勋伯格确实该比工作还认真。

可是我总不能只听勋伯格,只看布列松吧?生活在媒体环境之中,我们被迫接受大量噪音,并且以噪音为沟通的工具。假如我也去看王晶的电影,假如我也去听张学友的歌,我会告诉自己,那只是为了和大众沟通而已(比方说,学会对一个女孩唱歌)。万一我在那些滥熟的曲调中得到吟唱的乐趣,在港产闹剧前笑得人仰马翻,我会忍不住自责,恍如一个修行者在犯禁的行为里感到愉悦,是一种“罪疚的享乐”。尤其在我开始写评论之后,更是极其扭曲地以挞伐流行文化为己任,似乎这种鞭打自己的行为可以减轻那种罪恶感。

也许是受到文化研究与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多年之后,我才渐渐缓释这种正邪不两立、雅俗要分明的心结,试着在自己对周星驰的喜好里找出合乎道德的依据。更妙的是,这种依据竟然还可以用繁复的理论与晦涩的术语去表述,因此显得更为庄严。奇怪的是,在这个转向之后,我竟然也逐渐失去了写乐评、影评以及所有艺术评论的动力。当初推动我写作的欲望到底是什么呢?我忘了。

我很喜欢法国学者雅塔利的《噪音》,他认为音乐基本上是一种组织和判别噪音的产物,同是声响,音乐与噪音的分别决定于一套政治经济学的逻辑。

这又让我想起两件不相干的事:十几年前,我在纽约一家旧书店看到一本约翰·凯奇亲笔签名的《沉默》,售价40美元。当时嫌贵没买,后来悔恨了一段日子。两年前,我看了德国导演Philip Groning的纪录片《遁入寂静》,拍的是法国山中一座与世隔绝的修道院,里头身着斗帽长袍的修士严守禁语的戒律。于是整部片子除了钟声与诵经声,就几乎没有别的声音;镜头则在一片白雪笼罩的古建筑内外缓缓挪移,再无颜色。空白而沉默,大音希声,此之谓也。所以,我是否拥有凯奇的签名著作,也就不再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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