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生文
高师傅
高师傅并不姓高，最初人们叫他小舒，后来叫他舒师傅，没过多久，因为他技术实在是高，又改口叫他高师傅，而且不分辈分不论长幼。
还得从70年代初说起。为了适应农用机械逐步推广的新形势，当时的公社中学和农机站计划合办一个农机速成班，学员从在校的高中生里选拔，老师由农机站专业师傅担任并指导实习，学制为半年。招生公告刚贴出，舒申高第一个就报了名。这名还真报对了，舒申高的聪明才智在农机方面一下就显露出来了，老师教的他一听就懂，没教的他也悟得出来，第一次实习时，老师设置的几处故障他凭借一看二听都能准确快速排除。所谓一看二听，就是看机器冒出的烟和发出的声音。临近结业时，老师不上课了，他们让舒申高讲课，反正那年代学生上讲台也是新生事物。
舒申高回乡后自然当上了生产队的机械师。相比一般农民，机械师可以免去繁重的体力劳动，对于舒申高来说这只是最基本的优越之处，他还有更令人羡慕的地方，那就是其他生产队经常请他去修理机械，每每回来，他的口袋里会多出一盒“新华”牌名烟，他呼出的气息里会透着诱人的酒香。
这样的事一开头便成了惯例，往后谁要是再请他去修理机械，都会好烟好酒大鱼大肉地招待他，不然机械就修不好，即使修得好，不是换活塞就是换轴承，开销恐怕比招待他要大得多。
“高师傅”就是这个时期喊出来的，一是因为他的姓名里有个“高”字，二是因为他的技术确实无人能比，没办法，其他师傅解决不了的问题，他只消一看或是一听就能轻易解决，有时甚至手都不动，努下嘴示意故障在哪里就行了，你能不叫他高师傅？
当然最受用的是高师傅本人。但受用的日子一长，高师傅的肠胃里就长酒虫了，要是几天没人请他去修机械，酒虫就开始作祟了。
正是“双抢”季节，时间金贵得分秒必争，早稻收割后，必须尽快将满是稻茬的农田耕整好，这本是高师傅的职责，那台一边一个铁齿轮后边带个滚筒的大铁牛，只有他才能驾驭，可是这一回铁牛变成了铁疙瘩躺在田头怎么也着不了火。
“几十号人等着下田插秧呢，你这是怎么了？”队长急得头顶冒烟，直搓著手问他。
“怎么了？”高师傅从铁牛上站起来，摊着一双油手，不紧不慢地说，“准备钱吧，要换轴承了。”
队长一听要换轴承头都大了，且不说一百多块钱没有出处，光是时间就耽搁不起。队长挠了挠头，忽然间悟到了什么，拉过高师傅，小声对他说：“我的高师傅，快让铁牛跑起来吧，晚餐的酒肉早替你备下了。”
高师傅也不笑，像是有些勉强地说：“那就还让轴承坚持一下吧，其实早该换了的，只是怕队里没有钱……”
果然不一会儿铁牛在田间撒着欢跑开了，队长看在眼里，摇了摇头自言自语道：“都说你说过‘有酒有肉马力加足，无酒无肉不换活塞就换轴，看来是真的。”既然是真的，队长还得想办法去落实他许诺的晚餐。
有了这次经历，生产赶紧时，队长每隔十天半月，就会“有酒有肉”犒劳高师傅一餐。还真不说，这酒肉钱花得不冤枉，生产队五台机械一年下来，不要说活塞轴承，连油泵都没换一个，合计一下挺划算的，一年的酒肉钱还抵不到换一次轴承。
80年代初，推行联产承包，田要分给各家各户种。那天开分田的会，穷怕了的人们视田地为米缸粮囤，都希望多分些，可高师傅偏不。
高师傅对队长说：“我不会农活，种不了地，分三亩口粮田就够了。”
高师傅爱人嚷着不同意，他一把抓住她的手往会场外拽，然后低声吼她：“你忘了我是什么人？我是高师傅，如今分田到户，机械也会到户，到时家家户户都有机械，你想……”后面的话高师傅不说了，他爱人也不嚷了，同意只分三亩口粮田。
形势的发展正如高师傅所料，他成了东家抢西家夺的稀缺人才。
但有一点，是人们万万没有料到的。
起初，请高师傅去耕整田地或修机械的人家，手头再紧也会打酒割肉，可高师傅吃饭时既不喝酒也不吃肉，主人家见了，开玩笑说：“高师傅，我家可换不起轴承啊。”
高师傅认真地说：“无酒无肉马力加足，有酒有肉不换活塞就换轴。”
主人家笑了：“你怎么把话说反了？”他依然认真地说：“不是说反了是形势变了，你的便宜我不占。你付了我工钱，凭什么还要备酒备肉？”
这话一传开，登门来请他的人越发多了。
高师傅上门服务期间，还被农机站高薪请去开办了两期培训班。培训别人的同时，也开阔了自己的视野，高师傅一回家就贷款买了一台多功能碾米机、一台联合耕整机、一台大型收割机，因为忙不过来，还收了一个拿工资的学徒。仅仅三年，他不仅还清了贷款，还成了方圆十里第一个先富起来的能人。很快，一句既带歌谣色彩又融入了广告词的话便流传开来：
“高师傅高，实在是高。”
老犟
老犟本姓姜，但村里人都叫他老犟。
姜是老三届高中毕业生，戴副眼镜，清瘦，微驼，喜欢背着手走路，农事之外，无外乎看书，下棋，喝茶，都是学问人的喜好;更兼他遇事有己见，且不管别人如何看，认定了的就一定要坚持：因此，在村民们眼中，老姜是个异类。
那一次，村里有户人家的老爷爷去世了，按习俗丧家请来两个民间艺人打丧鼓唱古书。书唱的是《三国》，其中有这样一句“曹操统军八十万，吓得孙权心胆寒”，老姜一听站起来，制止说书人往下唱，问：“曹操的水军究竟是多少万？”
说书人也不含糊：“八十万。”
老姜哼了一声，摆开架势，说：“《三国演义》第四十八回‘宴长江曹操赋诗，锁战船北军用武你看了吗？”
说书人道：“不用看，我们说书人都这样唱。”
老姜愈加有理：“都这样唱，就对了？”
一旁听书的人便劝老姜算了，不想老姜急了，道：“算了？说得好轻松，人马都差了三万，你们知道吗？”
另一说书人忙帮腔，接过话说：“我们唱八十万，是为了字数和押韵，依你的换成八十三万还怎么唱？”老姜不答话，夺过鼓槌，一溜唱词脱口而出：
曹操水军阵容壮，
八十三万下江南。
战船千里施连环，
旌旗蔽空刀光闪。
早有飞马报东吴，
吓得孙权心胆寒……
说书人见他唱得有板有眼，不觉红了脸，有人就出来打圆场，劝和道：“师傅不要计较，我们老犟就是这号人。”姜犟谐音，从此，老犟就叫开了。
就因为犟，老犟也吃过亏。有一次，他去镇上办事，返回时天已擦黑，好歹搭上了回村的最后一辆接学生的三轮车。车快开时，老犟发现车棚外张贴的广告上有个别字，就对司机说：“‘招工启事的‘示字写错了，应该是事情的‘事，你把它撕下来。”
司机没好气地说：“错什么错？是那回事就行了。”老犟见司机不撕，就自己动手去撕，这广告是人家出钱贴上去的，司机当然不让他撕，老犟见撕不了，嚷道：“你这是学生娃坐的车，是害人子弟。”
为了抗议，老犟赌气下了车，結果是跌跌撞撞摸了两个多小时的夜路才到家。
这些方面犟也就犟了，毕竟与他的身份相符，也没有伤及别人什么，但有时老犟偏偏与村官们犟上了。
村里唯一的小卖部是村主任开的，老犟也不例外是小卖部的常客，除了寻人下棋，单是五十元一斤的粗茶，他就少不得往小卖部跑，因为他每次来只买二两，喝不到五六天就完了。村主任的小卖部什么都卖，近些年，随着乡村丧葬风气的改变，还多了一样特殊商品花圈。
村主任的小卖部还真邪乎，论秤称的东西短斤少两不稀罕，就是卖花圈也短斤少两。怎么少？起初是折叠式的花圈，装在一个长方形的纸盒子里，进价十元，卖出去十五元。一段时间后，再卖出去的大多就只是一个纸盒了，纸盒成了花圈的象征，一摇，里面咚咚响，一根竹棍而已，但卖价依然是十五元。村民们相互吊死问丧，讲的是一个礼仪，钱花出去了，有没有花圈不关我的事。但纸盒里面没有花圈却关老犟的事。
老犟远房的四叔过世了，他自然得去吊唁，一挂鞭，一个花圈，五加十五，他掏出二十元钱给村主任，村主任递给他一挂鞭一个纸盒。
老犟摇着咚咚响的纸盒，往柜台上一扔，对村主任说：“这里面没花圈，换一个。”
村主任眼睛一瞪：“换什么换，都是这样。”
“那不行，我出的是买花圈的钱，怎么就买一个纸盒？”
“纸盒就是花圈，谁打开看你的？”
“人家就是不打开，我也不能诓骗人家……”
闻声聚拢来一些村民，村主任大概是顾及影响，忙笑着止住老犟往下说，收回柜台上那个纸盒，给他换了一个货真价实的花圈。
自此以后，老犟像没有发生这件事一般，依然隔三岔五地去小卖部下棋或买茶叶，每次二两，钩在手指上，背着手来，背着手去。
日子一天天过去，老犟背上了罗锅，眼睛更近视了，家境也越发艰难了，但不变的是他的犟脾气。这年年末，县文明办要来村里验收精神文明建设的情况，为了确保验收过关，村支书在高音喇叭里一遍接一遍广播，要求验收当天所有麻将桌都要收藏起来，各家各户的电视只准放中央1台或7台，老年人集中在村委会观看戏曲，下午五点中青年妇女一律到健身中心跳广场舞，等等。
此外，支书还安排专人“陪”老犟下棋喝茶，茶叶是优质昂贵的西湖龙井，一斤装两包，一人一包，免费的，并许诺验收之后，跟他申报一个低保。验收进行得很顺利，支书以为大功告成，谁想到验收组前脚走，老犟巧妙摆脱陪他的人后脚就跟上了，结果是不但验收没有过关，支书因弄虚作假还受到了点名批评。不过，老犟又付出了代价，茶叶钱得自掏荷包，抵得上平时喝一年茶的开销了。
更大的代价是低保恐怕没了指望，老伴埋怨他，难得他一次不犟，拍着茶杯笑着说：“我都喝上龙井了，吃什么低保？”
刘引种
故事发生在农业学大寨年代。
那时，县社两级时兴组团去大寨参观学习。不过参观学习大多是走过场，充其量表达一下战天斗地的革命豪情，一回来该怎么干还怎么干，尤其像我们水乡地区。但有一个人的革命豪情持续高涨，硬要用实际行动向大寨学习。
参观快结束时，他请示带队的公社领导，决定从大寨引进三千斤小麦良种。这个人就是驻队的工作组组长万正云。受他的鼓舞，还有两个工作组组长也引进了同样数目的小麦良种。
良种运回来后，万正云亲自指挥社员们将良种搬进仓库。当搬运到最后一袋时，不料袋口裂缝了，金黄饱满的麦粒撒了一地。撒落的麦种在万正云的监视下，当然都打扫起来了。仓库门锁好后，社员们陆续离去了，谁都没有注意到，一个读书人模样的青年人磨磨蹭蹭落在最后。他见人们走远了，俯身趴在地上，将十几粒陷进地缝里的麦种，一粒粒抠了出来，藏在口袋里。
这个青年人叫刘子林，是去年回乡的高中生，社员们背地里叫他“刘引种”。说起这外号，是有来历的。刘子林平日里喜欢读书，尤其是农技方面的。
有一天午间歇工时，社员们凑在一块说一些不上台面的闲话，刘子林不愿听，独坐一边，掏出随身带的一本薄书《引种与品种》看了起来。
有个社员出于好奇，想看看他读的什么书，偷偷从背后一把抓过来，大声叫道：“哟，是引种的书！”
有人随即嚷道：“什么，刘子林要引种？你婚都没结就知道自己不行？”众人乐了，都跟着嚷嚷，刘子林脸红了，掉头往一边走。
从此，他就有了那个外号。
掌灯时分，刘子林走进了队长家。他从口袋里掏出麦种，递给队长，队长看了看，问：“这不是今天搬运的小麦良种吗？”
“是的，请队长再仔细看看。”
队长不知道刘子林给他看麦种的用意，反问道：“再仔细看，也就是几粒麦子，还能变成金子？”
“队长，我是说……这是春小麦。”
“春小麦？春小麦就不是种啦？”
“春小麦的主产区在北方，从气候等条件看，不适宜在江汉水乡播种。”
“这可是万组长亲自引进的良种……”队长摇了摇头，有些为难。
刘子林急了：“但万组长不懂农业，生产上的事你得做主。队长，这麦种真的不能播种，否则，会颗粒无收的！”
队长这才意识到他作为一队之长的责任，严肃地问刘子林：“这是大是大非的事，你拿得准？”
刘子林坚定地点了点头，然后说：“队长，你忘了他们叫我‘刘引种？只是万组长不会相信我的，请你千万不要说出我的名字。”
队长当即就去找万正云。但建功心切的万正云态度很坚决，他对队长说：“这次同时引进大寨麦种的三个生产队，都是征得了公社同意的，只等试种一成功，明年就全面铺开。”
刘子林就在队长家等消息。听完队长的转述后，他有些失望，转身离去时，嘟哝了一句：“这可怎么办呢？”
麦种落土的日子一天天临近，真是天遂人愿，旱田耕作快结束时，又下了一场透雨，万正云立即做出部署，只等天一放晴，就抢墒播种。
然而，播种那天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存放在仓库里的麦种被淋了个透湿。不知何故，一向不漏雨的仓库库顶出现了一个碗口大的漏洞，漏洞不偏不倚正对着麦种。幸好万正云这两天去县里開会回不来，否则，还不知闹出怎样的一场风波来。队长绕着库房走了一圈，心里明白了七八分，便分析说十有八九是野猫上了屋。仓库保管员本就吓得六神无主，一听队长这样说，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连忙说前天夜里他的确听见了野猫翻动瓦片的声音。麦种漏湿了，但小麦还得种。队长当机立断马上去购新麦种，并要求社员们对万组长严格保密。
事情的结果是，当天下午，队长带着刘子林去县里购回了三千斤鄂麦6号。而作为保密的回报，社员们每家每户都分得了几十上百斤春小麦。事实上，社员们都知道事情的严重性，谁也不会向万正云走漏半点儿风声。
一转眼到了隆冬季节。有一天，另外两个也引进了大寨麦种的工作组组长，火急火燎地来找万正文，原来是他们两个生产队的小麦一个劲儿地疯长，怎么镇苗都不管用。万正云看到自己所在生产队的小麦长势正常，既高兴又疑惑，便主动去找队长了解情况。因为是第一次种小麦，队长对后期的生长也没有十足把握，并没有完全道出事情的真相。
第二年夏收登场时，生产队的小麦获得了大丰收。因超额完成夏征任务，万正云受到了县委表彰，而另外两个因为盲目引种导致小麦绝收的工作组组长，则受到了撤职记大过处分。
万正云披红挂彩从县里一回来，就去田间找队长，他紧紧地握着队长的手说：“你这鄂麦6号还真引进对路了，我谢谢你！”
队长并不居功，指着身边的刘子林说：“要谢你就谢他，这鄂麦6号是他让我引进的。”
社员们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后，纷纷竖起拇指，对刘子林说：“好你个‘刘引种，原来救我们命的那只野猫就是你呀。”
刘子林不好意思，低着头，一脸的书生气。从此，人们就公开叫他“刘引种”了。
一年后，上面来了一个推荐上农学院的指标，大队支书要推荐他的儿子去，万正云说刘子林是学农业的料，人才难得，硬是将指标给了刘子林。四年后，刘子林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分配到省农科院，研究方向就是引种与品种。
聋叔
身体的某一残疾，直接影响人一生的命运。聋叔便是如此。
聋叔姓蔡名恒山，在村子里这个名字的知名度无疑是最低的。长辈和平辈的直呼他为聋子，晚辈的称他为聋叔，这是借代修辞格应用于生活的典型例子，但这借代里没有一丁点尊重。
父母给了他一双摆设的耳朵，贫瘠岁月发育了他一副弱小的身材。聋叔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都欠发达，但络腮胡却出奇地往旺处长，一年上头，至少有三百天都是胡子拉碴的，看上去，囫囵一个邋遢沧桑的老头。
聋叔三十多岁才娶妻。妻子章氏原本有个喝了墨水的丈夫，因其被打成右派以致精神失常，章氏便带着个拖油瓶，经人介绍走进了聋叔的破草屋。一辈子嫁两个丈夫，一个疯子，一个聋子，章氏的命运也苦。
聋叔成家后相继有了一个女儿两个儿子，连上拖油瓶，他要养活六口人。聋叔像一只雨中的燕子，不停地衔泥筑巢，捕食育雏。他先后给四个儿女成了家，这四件大事虽件件捉襟见肘，但也还算不落人多少下风，仅从这一点看，聋叔就是了不起的。
人人都有一对耳朵，但聋叔的耳朵比不上别人;人人都有一双手，但聋叔的一双手却比别人灵巧。聋叔在听觉上的亏欠，在一双手上得到了补偿。
织网，编筲箕、花篮（渔具），聋叔样样都会，而砌土灶更是聋叔的绝门独活，就是专门的瓦匠也没法比。聋叔砌灶不用石灰泥沙，给他捞一桶河泥就行了。土砖砌到灶口处，聋叔挽一条锄把粗的草要子，裹上河泥，环绕灶口一周，然后把锅放上去，用力压一压，灶就砌成了。聋叔砌的灶，柴草放进去点火就燃，无须用拨火棍或吹火筒，旺火烧锅底，余火烤瓦罐，烟尘进烟囱，一顿饭做好了，灶台洁净如拭，厨房里只飘饭香不飘烟。
这样的砌灶行家在乡村是不多见的，不知聋叔何以就如此无师自通。聋叔砌灶是不计报酬的，顶多抽两支劣质烟，砌完就走。各家的巧媳妇灶上灶下调和五味，要不了两天就忘了聋叔;但偶尔也有个别人家的灶走火或漏烟，媳妇就会数落聋叔不上心，让当家人快去把他找来。
家家炊烟按聋叔的设计，袅袅升起在村子的上空，相伴着鸡鸣犬吠，村民们的日子就看得见闻得着了。
1974年前后，社员们白天上工，晚上要集中在夜校里开会学习，虽说都不愿去，但还得去，因为参会者每晚记两分工。照说这样的会聋叔可以不参加，但聋叔每次都去了，去了就打瞌睡。
有一天，聋叔睡得打呼噜，队长怕影响不好，推醒他，打手势叫他回去，聋叔急了，伸出两个手指左右晃了晃，队长明白他的意思，就默认了，耳聪的人也在打盹，凭什么不让聋叔挣这两分工呢。也巧，这时有人来报丧吕二爷过世了，照惯例，队长又要去临近的队请专门给亡人整容的师傅来。不想，队长灵机一动，拉过聋叔，比画之后也伸出两个手指，聋叔一见，乐呵呵地点头答应了。自此以后，我们队给亡人整容的事就由聋叔做了。
聋叔简直就是一个天生的专业整容师，他一次次凭自己的一双手，推拿，揉捏，修面，施粉，饰遗容以体面，还逝者以尊严。
大集体时，每一次由生产队给他记两分工;分田到户后，每一次，丧家给两包烟，用白纸包个利市——包多少聋叔是不计较的，他往兜里一揣，从不当人的面打开，而烟他会撕开一盒，见了男的就装，只是人们忌讳他那双手，就是烟鬼也一般不接他的烟。就这样聋叔用他的一双手，把人们认为最低贱而又最不可缺少的服务，一丝不苟地做到了每一个家庭。
几十年为逝者整容的聋叔，却无法为他自己整容。聋叔去世时，依然胡子拉碴的，邋遢难看。村民们忽然意识到不能让聋叔就这样上路，三长四老一合计，竟把县殡仪馆的整容师请来了。
聋叔受到了空前的抬看，也是一生中仅有的一次，只可惜聋叔自觉不到。整容后的聋叔，安详地躺在门板上，人们惊奇地发现这个平日里低到尘埃里去的聋叔，竟掩藏着几分不凡的气质，一时间，都感叹不已：他怎么偏偏就是个聋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