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一九四三年成就婚姻，一九四九年离开大陆定居香港，可以说婚后大部分时光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和特殊的地域生活，在这三十多年中，唐先生崛起为海外新儒家代表人物，谢女士则将自己发展成为古琴、国画、书法、翻译等人文艺术领域的名家与名师，更重要的是两人始终不弃成婚时的承诺，谨守自己在婚姻中的角色与职责，接受命运的安排，获得了人生的圆满。对唐先生来说，天命促使他始终要成为一流学人，而谢女士成就自我的那份潜养，始终是要落实到身世与土壤的，这即是笔者为什么固执地认为唐、谢二人的婚姻传奇也只有民国时代才能成就。也正基于此，尽管这部本属私人家书的《致廷光书》最终被公之于众的初衷是“把我们的婚姻经过如实记叙，以作青年朋友的参考”，可谓理想主义，笔者却悲观地认为，这样的传奇、这种仰仗婚姻本身实现彼此生命精神的经历，在今天绝难复制。因为这样的人物不可复制。
“你要默默地在山间水涯去感受呀!”
与这批书信诞生的时刻相仿佛，笔者在深夜孤灯下独自细细翻阅它们，不能自已。你知道民国出来的文人如何书写，如何写信，真不知道这样的长信、而其内容又如此感性繁复而漫无目的，是如何用毛笔落于纸上的。以唐、谢二人正式定约后写于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七日的长信为例，信的内容看似分两次写完，据唐先生云“自己看了二次，我写了五点钟，有五六千字”，可以想象，原信应该是厚厚一札，满含着生命的热度与喜悦，在前立体媒体时代，对收信人来说无疑是一场精神盛宴。据信中所言，二人往往是持信避开喧嚣、面山临水去一自然环境中展读，读之再三。唐先生更是不脱哲学家本色，曾在信中希望自我跳脱肉身，隔空“成四人”做最彻底的心灵交流。这便是慢时代的好处，因其精神的满足易于获得，故此人们对于这种满足亦乐于供给。
这批信中还有一个引人注意之处，便是唐先生在信中多次提及自己的学术抱负，对自己求学、任教行述特别是哲学思想研究的突破不仅期许很高，价值认定也很高，以“其解决哲学史上之问题，许多地方真是神工鬼斧、石破天惊。”认为自己假使“以后环境顺遂一点，”一定在学术文化界有最高的贡献。人们往往熟悉“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第一代新儒家如梁漱溟先生等人的天命意识，而如今发觉算作第二代的唐先生，其天命意识则尤其浓烈。或许在儒家遭逢最凶险的时代里，新儒家们非有强烈的天命意识的自我暗示，无以成就个人的学术命运。未知唐先生身世行述的人看了这些信，往往会认为唐先生正如他自己所谓“夸诞”。然而对照年谱可知，唐先生所述均确有其事，而他对自己的评价则纯乎出于耿介和赤子之心，他三十岁提到的自己未来学术的道路，后来真的照直走了下去，学术成就果真深厚，享誉学界。即如唐先生之于廷光女士，一般人对于配偶，往往婚前将其理想化到无以复加，婚后则对其缺陷听之任之，采彻底放弃之态度;而唐先生婚前所云“我爱你于是我愿把我之信仰宗教，欣赏艺术文学研究学术之精神传递于你”，则确实贯彻于二人三十余年的婚姻生活。学术界研究唐先生的专家普遍认为，谢廷光女士后来在人文艺术领域的造诣及其为人所称道的个人修养，与唐先生在身边常年耳濡目染的“性情教育”密不可分。而这又是唐、谢二人这段婚姻传奇无法复制的确证之一。
唐先生给廷光女士的信中，曾多次提及他写来的这些信：“你看我的信一定要忘了你自己看，再放进你自己看，再忘了你自己看。”“无论我们的婚姻成不成，总之你如能由我最近一些信而接触到我之生命精神对于你是幸福的。但如你不能真忘了你自己，躺下全身，在山间水涯去默默地感受，你是感受不到的……你要默默地在山间水涯去感受呀!”其实，在那个时刻，在三十年的婚姻生活中，唐先生给谢廷光女士看的最好的作品，正是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