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遗产纷争:大师身后的一本糊涂账

 
季羡林遗产纷争:大师身后的一本糊涂账
2017-05-23 09:05:28 /故事大全

如今提到一代大师季羡林先生,说得最多的绝不是他的学术研究,而是旷日持久的关于他遗产的争夺。这既是一笔难以理清的糊涂账,也是一个学者家庭令人唏嘘的悲欢离合。

争产

季羡林之子季承与北京大学之间关于季羡林部分遗产之争仍在继续。3月27日,82岁的季承诉北京大学返还原物纠纷案二审再次开庭,此前,原告方季承要求被告方北京大学出示2009年1月13日,向季羡林先生退还捐赠协议时的谈话录音,因北大未能提交,于是法院宣布休庭,这一次北大同样未能提交,于是案件再次被申请延期处理。

这份并未证实的录音资料对季承非常关键。季承的代理律师卞宜民告诉本刊,2009年1月16日,北大当时的副书记杨河到301医院病房看望季羡林先生,带去了北大关于季先生私人财产的党政联合会议八项决定,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对季羡林存放在北京大学的物品重新征求其意见,捐与不捐由季羡林决定。北大向法院提供了当时的谈话录音,季羡林表示:“书就放在学校……那些藏画只是交北大保管,如何处理需另行研究,不是交北大保管就是捐给北大了。将来决定怎么处理,我们再考虑考虑。”在遗产案的一审过程中,法院认为季羡林所说的“考虑考虑”,只表明其有一定犹豫,但直到逝世,都没有明确表示要解除协议,因此驳回了季承的全部诉讼请求,认为季羡林与北大做出的捐赠协议已经成立并合法有效。卞宜民说,实际上在1月13日,杨河曾经来病房把赠予协议退还给季羡林父子,这天的谈话内容更能明确表明北大和季羡林各自的态度,当天,季承看到北大同样是做过录音的,因此希望北大将其公布。

2001年,季羡林与北大签署了《关于季羡林先生向北京大学捐赠个人所藏图书、手稿、字画等物品的协议书》,这一举动在当时非常轰动,季羡林因此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在季羡林“裸捐”的背后,则是他与家人的分道扬镳。1995年,季羡林与儿子季承断绝了往来,直到13年后,也就是他去世前一年,才重新和儿子恢复了往来。

在父子重归于好之后,季承拿出季羡林写的字条,内容包括:已向北大捐赠120万元,今后不再向北大捐赠;以前保存在北大图书馆的文物,是委托保管,不是捐赠;委托季承全权处理他的一切事务。据此,他主张北大返还图书馆内保存的季羡林所藏字画共计649件,估价在1亿元以上。对此,北大则答辩称:季羡林先生未有撤销《捐赠协议》的行为,且《合同法》明确规定,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予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予合同,不适用可以撤销的规定。季承提出的“返还原物主张”没有依据。

“但当时协议中,没有所捐物品的清单和约定的捐赠时间。”卞宜民说,在附件中的14类捐赠品中,字画在第五类,并没有明确写出字画的名目和性质,标的物不明确,交付的时间也不准确,只是笼统地说半年以后,这在法律上只能认定为是“预约”,而不是《合同法》中的“邀约”,不应以《合同法》来对待。另外,季羡林明确表示要撤换掉身边秘书后,北大归还了季先生保存在秘书手中的身份证、工资卡、存折以及两套房子的钥匙。2009年6月,季承与北大交割季羡林位于蓝旗营住所物权时,又发现前任秘书李玉洁私藏的72幅珍贵字画。“北大认定这些字画是季家的私人财产,因为一旦认为属于捐赠部分,这就属于盗窃行为,是北大的失职。”卞宜民说,这些文物清点之后交给了北大图书馆代为保管,但时至今日,这72幅作品与已经保存在北大图书馆的另外577件字画一起,现在都被认定为北大所有。此外季承还提出,季羡林在捐赠时并没有考虑到财产属于季羡林夫妇二人共同所有,季羡林夫人彭德华的财产部分应当归还。

父子

1995年初,季羡林发表一篇文章《求仁得仁,又何怨!》。在这篇欲说还休的晦涩文章中,季羡林说自己“总想成为一个悲剧性人物”。他的这句话是由英国作家哈代的长篇小说《还乡》引起的,书中一位母亲说自己是被儿子遗弃的老婆子。这篇文章在当时引起了很多人的疑惑。

在现实中,季羡林正在与自己唯一的儿子和整个家庭决裂。季承告诉本刊记者,1994年前后,母亲彭德华病重住院许久,春节前,为了能让母亲回家过年,他和保姆从早晨一直收拾到下午4点,而父亲一如既往地不闻不问,最后因为一盆花找不到了,父子二人吵了起来。“他生气地说:‘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妈!’他觉得我们对母亲比对他更好,这让他很不高兴。”季承说。

季羡林当时的秘书李铮劝父子二人和解,季承于是把闷在心里的不满全都发泄出来。“父亲当时承认,他的确对这个家做得不够。但是过了一阵子,他又反悔了。有一天我正在院子里洗车,他突然跟我说:‘以后你不用来了。’我明白他是要赶我走,从那之后我们就13年再没见过面。”

那时原本就是季家最悲伤的一段日子。季羡林的婶母、女儿季婉如接连过世,季羡林夫人彭德华病重,父子决裂后不久,她也去世了,几年后,季承的姐夫也因病去世,季承和自己当时的妻子早已貌合神离,三个孙辈都在海外,季家因为父子二人反目分崩离析。

“我和我姐姐都没有感受过父爱。”季承说。季羡林考入清华大学赴德交换研究生班时,季承只有三个月大,姐姐季婉如只有两岁。此后季羡林在德国哥廷根大学深造11年后才回到国内,季承和姐姐的童年里完全没有父亲的角色。“我当然跟我母亲更亲近,是她和我的叔祖父、叔祖母把我养大的。”

季羡林在济南的叔父没有儿子,和季羡林的父亲商量,让季羡林到济南生活,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过更好的生活,以后让他在农村老家和济南各娶一房媳妇,哪房媳妇生了孩子,就当成是各自的孙辈。季羡林6岁来到济南,按他自己的话说,从此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叔父严肃,婶母偏心眼,他的堂妹也很嫉妒他,他不但被自己的亲生父母遗弃,眼前的生活又十分委屈。季羡林的婶母去世后,叔父续弦娶了新的太太,季羡林对新的婶母也不认可,为了躲避他们的婚礼,他把赴德的时间提前了一个月,躲到北京去了。而这位婶母其实非常善良能干,季羡林回国后才知道,婶母不但把家操持得井井有条,甚至在家境困难的时候,凭着在娘家学过医术的底子当起了郎中,治好了很多人的病,也帮助家里渡过难关。季承告诉本刊,尽管父亲对叔父婶母心有芥蒂,但在他和姐姐的眼里,两位老人就是自己的爷爷奶奶,尤其是叔祖母,跟他和姐姐感情非常深厚。

季羡林从德国学成归国后,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一双儿女后来陆续到北京读大学、工作,平时在周末去北大看父亲季羡林,但相处之中非常生分。“那时我分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就在中关村,和他离得非常近,在我们办公室的楼上可以看到他书房的灯光。但我一次都没有单独去找过他,每次和姐姐周末去看他,我们除了谈天下大事,他几乎不问我们个人生活如何,未来有什么打算,我们就是陌生的朋友。”

季承的叔祖父去世后,济南老家只剩下叔祖母和母亲两人相依为命。季承姐弟俩很惦记两位长辈,经常私下商量要把她们接到北京来一起生活。“但是父亲对我们的冷漠态度,让我们很担心,母亲来了,他是否能够接纳。”季承说。季羡林和彭德华是包办婚姻,彭家是叔祖父的邻居,季羡林原本喜欢的是彭家老二的四小姐,但彭家嫌弃季羡林一身土气同时家世平凡,主事的彭家老二只肯把四弟的女儿彭德华嫁给季羡林。彭德华没有文化,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家庭妇女,结婚后没几年,季羡林就去了德国,后来又到了北京,夫妻之间相处的时间非常有限。

季承说,他和姐姐曾经向父亲提出,接叔祖母和母亲一同来北京居住,没想到父亲说:“我和你妈没有感情。”严词拒绝。“但是他那时在北大一个人住得很苦,一间朝北的屋子,窗户漏风,吹进来很多沙土,他晚上只能蜷着睡觉,是我帮他在窗户上封了胶条才好了一些。50年代的困难时期,我和姐姐下定决心要把两位老人接来一起住,如果父亲不同意,就让两位老人和我一起住。”季承把老人接来后,跟他一起住在中科院的宿舍里,后来他写信给北大校长,解决了两个人的户口问题,学校分给季家一套四居室的公寓。北大热心的工作人员帮忙把房子安顿好,还买了一张高级的双人弹簧床,摆好了铺盖,没想到季羡林很不高兴,说自己要睡单人床,不然睡不着觉。没办法,只能把床退掉,换成了单人床,季羡林自己住一个屋,彭德华和她的婆婆住在另一间屋里。“我这才知道,他心里对我母亲有多排斥。他是一个不愿意跟人吵架的人,之前他虽然不情愿,但还是忍着不说,睡在同一张床上是他无法忍受的最后一步。”

一家团圆之后,季家的生活在外人看起来非常其乐融融。“逢年过节的时候,父亲经常提议全家人一起出去玩。除了我们家,经常还会叫上同在北京的五舅一家,以及父亲的秘书李铮一家人。每次都是他出钱,我来组织,天坛、八达岭、颐和园,所有的地方我们都去遍了,各种高级的餐馆,东来顺、全聚德、翠华楼、莫斯科餐厅等等也全都吃遍了。”但这种表面的和睦其实非常脆弱,李铮的儿子李小军告诉本刊,季羡林尽管是活动的核心,但是和所有人都有种距离感。“我每次去参加聚会,都会有一点不情愿,喊一声‘爷爷’就赶紧跑开。我觉得季先生是一个不适合结婚的人。我整理过他留德时的日记,里面很少提到自己的子女,这在我们看来很难理解,他离开的时候两个孩子都那么小,一般父母会非常惦念,张口闭口都会说到自己的孩子,但是他没有。”

也许季羡林并不愿意沉溺于儿女情长和家庭琐事之中,“文革”后恢复了正常的学术工作之后,他开始孜孜不倦地耕耘自己的事业,每天凌晨4点就起床读书,撰写了《糖史》,重新开始了散文写作,参加社会活动,学术地位与日俱增。在儿子季承看来,是家人在背后默默付出,季羡林才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潜心治学。每周末,他和姐姐分别回家中照料一天。“进了屋就立即开始干活。每周末都要组织一次家庭聚会,常常请亲戚和李铮一家来,人最多的时候要坐三张桌子,我负责做所有的菜,姐姐帮忙打下手。”但随着叔祖母和母亲年迈,身体每况愈下,姐弟俩身上的负担越来越重了,除了要照顾三位老人的饮食起居,还要面对季羡林的很多不满,比如不愿意换床单、不能用自来水拖地、不用洗衣机、电冰箱等等。季承说,姐姐对自己辛勤付出但却没有换来父亲任何的安慰深感不满,几次想跟父亲“摊牌”,把情绪发泄出来,但都被季承劝住。而父亲听闻女儿对自己非常不满,两人关系搞僵,女儿生病住院期间,季羡林只去看过一次,包括女儿、婶母、妻子三人在内,他们的葬礼季羡林都没有参加,只是分别写了散文作为纪念。

身边人

季承并没有想到,自己与父亲决裂,之后竟然13年未能相见。2002年,季羡林住进了301医院,之后便很少再出来活动。断绝与家人往来之后,东语系的一位教授夫人李玉洁承担起照顾季羡林的工作。季承与李玉洁最初还算相处融洽,但凡季羡林有什么状况出现,李玉洁都会找季承商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季承感觉李玉洁“开始提防着自己”,比如季羡林做白内障手术,季承在事后才有所耳闻。等季羡林搬到301医院之后,李玉洁更成为北大委任的季羡林秘书,是外界接触季羡林时的把关人,季承再想见到父亲,均遭到李玉洁的阻挠。季羡林的学生、山东人梁志刚告诉本刊,不止季承本人,很多人都很难接近季羡林。“对方说,季老说了,‘山东是我的老家,如果有山东人说是我的亲属朋友,让你们帮忙办事,你们不许答应’。这让我非常意外。”

这种隔绝的状况一直延续到2008年。围绕在季羡林身边的字画商人张衡,声称在拍卖市场上买到了几幅季羡林收藏的字画,由此认为北大保存的字画已经流失到市场上,引起舆论哗然。这场风波最后不了了之,字画真伪的鉴别也没了下文,但正好给了季羡林一个机会,他终于可以表达出希望换掉身边秘书的想法。

当时李玉洁已经因为脑溢血住院,北大教职工杨锐接任了季羡林秘书一职,季羡林对这位秘书非常不满。通过写信给温家宝总理,北大撤掉了秘书,同时别人告诉他,季承早就想来看他,于是父子二人终于获得了见面的机会。季承还带来了自己的妻子和几个月大的儿子,这位妻子曾经是季羡林的保姆,季承与保姆相爱,也被很多人猜测为父子决裂的原因之一。

当时陪着季承一起来的一位见证者告诉本刊,见到季羡林时,觉得老人非常紧张,“总说有人要害他,‘捅刀子不会,但会给我下毒,因为我知道得太多了’”。重新见到了自己的至亲,季羡林当然获得了极大的安全感,于是有了季承拿出的关于重新处置财产的授权文件。

因为张衡所说字画流失的问题,北大开始彻查,结果发现李玉洁私藏了包括苏东坡的《御书颂》在内的72幅珍贵古字画,同时她隐瞒了季羡林账户中的多笔收入。在李铮的儿子李小军看来,当年季羡林就是因为李玉洁从中挑唆,对秘书李铮产生了误解。“《牛棚杂忆》的一笔稿费收入是20万元,但是李玉洁骗季先生说只有2万元。我父亲帮季先生编了年谱,季先生决定给我父亲2000元稿费,我父亲当然不会要,李玉洁告诉季先生,说我父亲嫌给的钱少,于是季先生追加到4000元,这根本不是我父亲的本意,但也使得季先生很不满。我父亲知道这其中的隐情,最后揭穿了李玉洁私吞的18万元,但是我父亲也寒心了,决定离开季先生,从此李玉洁成了季先生的秘书。”

据知情人介绍,李玉洁是一个能说会道、爱张罗事的人,季羡林比较喜欢这种性格,于是李玉洁总是围绕在季羡林身边,捞了不少好处。到北大将季羡林房产交还给季承之后,不但发现李玉洁私藏季家文物之事,季羡林旧居中的几千册古籍又突然被人偷走了。季承告诉本刊,警方很快破案,嫌疑人是一个名叫王如的西安女人,她是李玉洁的干女儿,以北大某研究中心主任的名号到处招摇撞骗。王如自称是为北大打抱不平,抢救北大的文物,将古籍搬到了安全的地方,但法院最终认定王如犯盗窃罪。这个形迹古怪的女子在此之前就曾被媒体报道过,她在季羡林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后,向诸多媒体表示,季先生的死是季承和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的阴谋,并莫名其妙地大喊,钱文忠偷了灵堂上季羡林生前养的两只乌龟,让原本严肃的告慰仪式最终演变成了一场闹剧。

而季承获得了季羡林满屋子的古书后,很快就将其以1600万元的价格卖掉了。他的理由是,自己有处置权,而且他的外甥要代替他的姐姐享有同样的继承权。而他的外甥何巍在姥爷死后也与舅舅反目。他从加拿大回来向法院起诉,要求季承分其45%的财产。“父亲已经声明,我享有处置权,也就是说我享有他那部分财产的所有权和继承权。何巍只能代替他母亲,享有我母亲那部分遗产的三分之一。”季承告诉本刊记者,他已经将卖古籍的所得分了一半给何巍,包括季羡林房子的一半价值,共计给了何巍1000万元。

而作为沉默的北大一方,只发布过“季羡林藏品并未发生流失”、“张衡手中字画全系伪作”和“尊重季老家庭事务”等几条声明。而北大哲学系教授赵敦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北大是在替季承背黑锅,因为涉及季老家事,为了保护季老,北大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公布真相。”他认为北大不会阻碍正常的人伦之情,是季承在一些事情上惹怒了季羡林,两人曾经断绝父子关系,季承每次去医院求见,都是要征求季老意见的。2003年季羡林写给北大外国语学院领导吴新英的一封信似乎能作为佐证:“季延宗(季承)此次来301医院完全另有用心……反正我决不见他。我见谁不见谁的权利总还有吧。”

(实习生吴杨、肖楚舟对本文亦有贡献)

记者吴丽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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