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攻打特洛伊，十年未成，奥德修斯献出木马计，卡珊德拉洞烛先机，尝试阻止将木马拉进特洛伊城，但她的示警无人听信，特洛伊遂败。卡珊德拉的遭遇，几乎象征了所有预见者的无奈命运。我很怀疑，王昭阳在《与故土一拍两散》（中信出版社，2013年5月版）中察觉到的噩兆，感受到的Что-тонетак（Chtotanyetak），以及由此得出的谨慎预言，差不多也只能是这个结局。Что-тонетак，俄文词，“怎么翻译呢？或许可以理解为一瞬间的不祥之感。情人私语、长官约见或单独出行，都可能在某一时刻忽然感到一阵冰冷，感觉前景不妙……就那么一种动物性直觉”。这本小书的中心，就是那丝起于青苹之末的不祥微颤。
王昭阳出身世家，祖父王亚南，《资本论》的译者之一，《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作者。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王昭阳赴美留学，毕业后至华尔街工作。这样的故事，几乎入得了现下的成功学宝典，作者也的确有过短暂的自豪。但读书期间，他只能在学校食堂的阴暗角落里就餐，眼睁睁看着自己中意的白人姑娘依偎在别人怀里，对美国恨意渐生，开始在图书馆苦读战争史和毛泽东的书，并因之热血沸腾。时来运转，毛头小子被华尔街相中，他给自己重新设计了形象：“昂贵的西装上衣，却弄得脏兮兮的。领子翻起，袖管卷上，一双朋克歌手的黑皮靴。头上扎一根深蓝色细带子，学三岛（由纪夫）……与任何人说话都客气，冷漠，目光锐利，不置可否。”现在，他可以把一张揉皱的餐巾纸推给自己喜欢的姑娘，对她炙热一笑，并不容置疑地要求，“给我你的电话”。够励志，不是吗？尤其是文章结尾给出这样劝诫的时候：“我也结识过不少愤怒的亚裔男青年，很想说一句，兄弟，我了解你的痛苦！生气没有用，规则就是如此。不过，别拉着一个国家的父老乡亲为自己的心理挫折感埋单，不够男子汉，也不够酷。”
这样的感觉肯定不是孤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批中国年轻人，不管是由乡村入城市，还是从故乡到异国，差不多都经历过如此的双重生活，有这样一个转卑微为自豪的阶段吧——那个曾经遥不可及的乐土，我们不是终将置身其中了吗？可惜，《与故土一拍两散》好莱坞式的开头，差不多只是一处肃剧的平静序幕，一首长诗的委婉起兴，我们误读了开头，当然也猜不到结尾。在华尔街干了一年半，那丝不祥之感就不时袭来，作者心情大坏，夜夜失眠，欲望不振，健康状况开始恶化，对自己前途远大的华尔街生涯彻底没了感觉，只“每天下午，盯着荧光屏上的价目，对着嘴边的听筒，机械地报价喊价，然而心思飘到了很远很远，说不清楚的地方”。这点微妙心思最终夺走了王昭阳居留美国的幸福感，把他从富贵梦中拖离。在冥想、武术和各类宗教中寻找不到安顿身心的良方后，他坚决地离开美国，开始了全世界游荡，几乎居无定所的生活。
经历过上述双重生活的人，不难理解这种无处安顿之感。他们在一块土地上习与性成的言行举止，要在另一个世界经受考验，直到学会新的一套规范为止。但在新的规范里，人们会哭，会笑，却不知道啜泣和抽泣的区别，也永远分不清浅笑和微笑，得不到那种微妙的、恰恰好好的感觉。而当学会新规范的人回到故土，却发现自己曾经烂熟于心的一切都有了细微的变化，“内脏里似乎增添了新移植的器官”，与一切事物都有些轻微的不协调，即使要跟曾经的朋友开个粗鲁而不失礼貌的玩笑，也找不到那种分毫不差的感觉。这些细微之处极难察觉，绝难抚平，却也最能影响心情，而心情，是世界上最奢侈的东西。为了心情，很多人会狠下心来，成为自己的暴君，篡改自己早已注定的安稳命运。王昭阳的游荡，大约就是这样一种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