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场中的肥缺

 
清代官场中的肥缺
2016-12-16 09:46:33 /故事大全

清代的“肥缺”(或称“优缺”“美缺”),是指能够得到较多收入的官职。因为收入的来路并不光明、肥缺不可能见于选官制度的规章。肥缺的存在体现了官场的腐朽性。

哪些职位属肥缺

肥缺一般都与财物有关。专职性的肥缺,最出名的是征收商品过关之税的税务官。由于商品过关数量及其所抽税额不易确定,政府很难精确规定其上缴税额,从而使征税官有了从中侵占的机会。此外,商人为少纳税而进行的贿赂,也成为征税官的灰色收入。

征税官中最优的肥缺,是任职于北京崇文门、广州粤海关等税关者,此外还有管税的道员,如天津海关道,上海、登莱、汉口、九江等关道,都是当时的肥缺。

再有是盐务官。盐因为产销由官方垄断、盐商承包,管盐务的官员得以从中加征办公费,并获取其他灰色收入,这类盐务官有盐政、盐运使、运同、运副、运判、提举、盐法道道员、盐引批验官等等。

还有中央掌管土木、水利工程的工部,因为负责工料预算、办料、交办工程等,该部官员便可从中“分润”。工部与掌管全国财政的户部,并称“金工部”“银户部”,以金、银来譬喻其任官者收入之丰厚,以及两个部门这种收入的差别。

由于各地贫富不同,所收税额也不同同治年间曾任粮道,盐运使等官的金安清在其《水窗春呓》一书中记载,督抚中两江总督最“优”,一年可达30万两白银,其次为两广、四川总督。专管漕粮、田赋事务的粮道道员,最“优”者一年也可得30万两。知府中的优缺,年人也有20万两。州县官,以有漕粮的州县为最优缺,江苏省的上海、南汇、嘉定、宝山等县知县最“优”,每年有十几万两。浙江省则有“金平湖、银嘉善”之称,这两县冠以金、银之号。

皇帝如何利用肥缺

肥缺有利可图,庸贪之辈自然免不了对其追逐与钻营。奉天的东边道道员,掌握税务,时称“东三省第一优缺”,因而“谋此缺之人不知多少”。有个名叫宜麟的司官,本已经谋得个管盐务的山西省河东道道员,但贪心不足,又通过关系,钻营到东边道这个肥缺。

在清代,不仅官员钻营肥缺,皇帝对肥缺也加以利用,在选官制度中本已偏重满人任职的同时,收入丰腴的肥缺职位更成为其加惠私近之人的恩赐。粤海关、盐政以及江浙三织造官,或者定为内务府专缺,专门授予皇帝的私人奴仆;或者在确定人选时对他们有所偏向。崇文门监督、委员、帮办委员等等,主要任用旗人。户部三库的司官、库使,则全部只选用满洲旗人。工部四司的司官,满缺是汉缺的四五倍。税务官中的关监督,官缺数较多,在选任制度上特别规定任职一年就更换,还让京官中的所有司级官员都作为候选人。乾隆帝曾经讲:“税关关差之选,在京满汉司员人数本多,此等得项较优之差,自应令其均沾普及。”说白了,就是这种肥缺应该让大家利益均沾。另外,在所有候选司官的划分比例上,也是满人占优,是汉官的4倍。

某些职位为什么会成为肥缺

某些职位为什么会成为肥缺?并非仅仅因为其经管钱粮,而是有着制度性根源。清代地方官,在赋税征收与用项上,普遍存在私用与公用区分不清的弊端。其起因是官员的低薪制以及公用经费存留过少的问题。

清代官员的俸禄是中国古代王朝中最低的。以知县为例,其年俸银45两,米23石。作为一般百姓,这等收入足可维持一家生计。但清代知县、知州等,因为属下杂职设置较少,多需要雇请幕宾及定额之外的胥吏。一个幕宾,每月就得付给十几两至几十两银子。更何况需要雇用的胥吏较多,因为额定的衙役等三班、六房人员根本不够用。办公费用不够,于是便用各种名目私派加征额外赋税。

最初主要以“耗羡”(以征收的碎银上缴时需熔化铸成大锭元宝而有火耗,或征漕粮有鼠吃等损耗为由)名义征收,这种加征也为皇帝所默许。加征的普遍存在,模糊了清代官员清、贪的界限。私自加征有了正当“为公”的理由和借口,加征多少,全在当官的自己。前任官加征的数额,又成为以后的惯例,而且有增无减。即使清廉者接任,为顾及后任者,免遭非议,也不轻易裁革。于是,这种加征成为延续性的潜行惯例。

“耗羡”还用于贿赂上司,上司由此也就默认乃至纵容下属的加征,这在清代同样形成惯例。布政使、按察使虽设首领官(总管杂务)、杂职官,而额缺很少,督抚、道员则无首领官、杂职官。这些长官多不直接经征税收,其自雇幕宾之费用及其他办公经费,则来自下属征税官或有关官员的馈送。前述江浙等省州县官、道员及督抚等,所以成为优缺、肥缺,不过是这些地方经济发达,可征收及用于上下馈送的陋规较其他地方丰腴。

选自《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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