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先生

 
我和我的先生
2015-04-15 09:17:19 /故事大全

我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一边从事戏曲研究,一方面为文学而准备。写的第一篇文章是《忆罗隆基》。写毕,急急忙忙又恭恭敬敬地拿给丈夫审阅。他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专攻戏曲小说。就文学言,他是内行,我是外行。审阅前,我塞给他一支中华牌铅笔,并在耳边细语,道:“你看到有什么段落或句子写得还算好的话,就在旁边给我画个圈圈,以资鼓励嘛!”

他笑笑。一笑之间,我们的关系顿时从夫妻转变为师生。他坐着,我站着。近三万字的篇幅,他一页一页地看,我一刻一刻地捱。只见老公手里的笔,一动不动,我心里凉了半截。看到最后一页,他画了一连串的圈圈。我知道:这是专为“以资鼓励”才画的。瞅着这最后的圆圈,我都快哭了。

丈夫让我坐下,严肃地对我说:“小愚,你有丰富的经历和记忆。平时聊天,听你形容个人儿或说件事儿,都活灵活现的,可到了纸上,你怎么就干巴啦……”说话的口气,像训孙子一样。

“你知道自己缺少什么吗?”

“缺少语汇呗!”我说。

“不是缺少语汇,是缺乏文学训练。”

哦,原来我缺的是文学训练!于是,我便开始了马拉松式的训练。每天读古诗古文古小说,又翻阅当代读物。为此,订了许多期刊,包括《小说选刊》、《小说月报》。自认为比较好的作品,读后拿给老公鉴定。他有时像法官一样,盯着我问:“你说说,这东西好在哪儿?”一听这口气,便知道自己又看走眼了。几年下来,也还真阅读了一些当下作家的文学作品,特别是中篇小说。其中一个中篇,题目叫《死于合唱》,看得我兴奋不已,打听这个叫“胡发云”的作者是谁?还不遗余力地四处推荐。书中描述的费普——一个民国时期的遗老遗少,从1949年起,他的日子从英租界移到了红旗下。由少到老,一辈子都在努力改造旧思想,努力地去适应新环境。结果,家庭、地位、财产、职业等等身边的一切都变了,可就是那份儿遗传下来的精神状态无法改变。正是这个文化的顽固性,让费普历尽坎坷,也让我读得热泪滚滚。我自掏腰包复印了许多份《死于合唱》,送给那些自幼家境甚好,就读于教会学校并精通合唱的女友们。她们也是一样的感受。只要我们凑在一起,就要说“合唱”。

一晃多少年。我与胡发云先生会面了。但我们的话题,不是“死于合唱”,而是死于癌症。我丧夫数载,他丧妻也近两年。由于亲人死于同样的绝症,我们的第一个话题便是病痛与死亡,也是一个反复的话题。

中年是最灰色的,如悠长的冬日,似飘落的雪花。胡先生比我坚强,他很快给亡妻写了长长的悼文,以寄托浓浓的哀思。悼文是用“伊妹儿”传过来的。我边读边哭,字里行间我听到了他的心碎声。文中,一段给病重妻子洗澡的细节,深深震动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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