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我背负了多年的故事。
（一）
我很小的时候便知道，除了姥姥姥爷之外，我还有一个外公，而外公才是我妈妈的亲生父亲。我小时候是姥姥带大的，姥姥对外公的事情要么绝口不提，一旦提起，必是恨之入骨。她说来说去，都离不开两大罪状：
其一是外公做了很坏的事情，受到了国家的惩罚和社会的唾弃；
其二是外公对我妈不管不顾，害的我妈从小受尽饥苦。
而外公做了这些事情之后，被国家“流放”去了很远的南方，所以现在失去了联系。
小孩的价值观是黑白分明的。做坏事的人就是穷凶极恶，就应该被惩罚被唾弃。不照料自己的孩子肯定是因为不爱自己的孩子，就是薄情冷漠。不过我也有好奇，外公到底做了什么很坏的事情呢？杀人还是抢劫？我不停追问下，姥姥说了个词叫“文革”。我不懂，但之后不管再怎么撒娇耍赖，姥姥都不再多说了。
我去问保姆姐姐，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保姆也不是很清楚，模模糊糊的说“大概就是跟政府对着干，想造反吧。”我看过电视剧，知道谋反是超级坏的事情，吓得不敢再问。不过从那以后，我渐渐对那个素未谋面却给了我四分之一血统的人有了一股莫名其妙的仇恨。之后每当姥姥谈起我妈小时候的种种不易，她偶尔说起对于外公的怨恨不满，这朵小小的仇恨就开始慢慢长大。
（二）
我小学一年级的某天，保姆去学校接我的时候告诉我了一个爆炸性新闻：那个传说中的外公来看我了，现在就在家里！据说，外公找到了我爸的联系方式，给他写信，我爸就邀请了外公来北方玩。他怎么有脸来？！我先惊讶后生气，赶紧一路小跑的回家。客厅的沙发上坐着一个身材挺拔、瘦消、头发花白的老人，他看到我之后立马笑了，操着一口南方普通话对我问好。我愣了一会儿，转头跑回了自己房间，砰的一声关上门。
外公在北方住了五天，这期间我做了太多我不愿去回忆的事情，一个六岁的孩子所理解的仇恨下应该做的事情。
外公带了江南的油面筋，说是我妈妈小时候爱吃的，想来我也会爱吃。我生硬的打断他“可我妈小时候，你都不管我妈妈”，然后回去房间不再理他。外公往里面塞了肉馅，做了汤，我闻着香想出来吃，但坚决不要和外公坐在一张桌子上，因为“姥姥不让我跟坏人一起吃饭”。后来外公无奈，为了让我好好吃饭，每顿都自己拿一碗米饭装点菜去书房吃。
我爸要我陪外公出去走走，我大声拒绝“他把我卖了怎么办，他那么坏”。我爸带我一起请外公下馆子，我直接表达不满“不能给他花我们家的钱，不要养他。”外公买礼物给我，我恶狠狠的摔到地上“我才不要你的钱，你当时不管我们，现在也不要来管。”
我甚至严辞质问他“你为什么要做坏事？如果你不做坏事，我妈小时候也不会那么可怜”。他沉默良久没有说话，我沾沾自喜的觉得我说的他哑口无言。
一周时间很快过去，外公回南方了，我们的生活也回归平静。后来外公给我家打过几次电话，一般都是在找我爸爸。若是我接起，我心情好则爱答不理、心情糟就恶语相向，若是保姆接起，我就威胁恐吓，不许她告诉我爸爸外公曾打来电话。
（三）
2001年，我九岁。有天，我爸上午就从学校把我接了回来，说是带我出去玩，直接就去了机场。在飞机上，我爸爸才告诉我，外公生病了，我们要去看望他。我爸说：“外公可能没有很多日子了，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再看你一眼。不管你高兴与否，不管你喜不喜欢他，我都要你乖乖的，有礼貌。不许胡闹。”我长大了一点，虽然还是很讨厌那个人，但我知道怎么控制自己的情绪，也知道不应该对一个将死之人刻薄恶毒。我答应了我爸。
我只记得那是个多雨的江南小镇。
我有按照承诺乖乖地对外公问好，乖乖地祝他早日康复。
我有乖乖的买了一束百合花放在他病房，把带着花粉的花蕊一粒一粒摘掉。
外公拿了一颗杨梅给我吃，我说好吃，他就叫陪床的他侄子去买了好多给我带回北方。
我以为会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见最后一面”得絮絮叨叨的说很多话，流很多泪，但外公只是看着我笑，一直一直笑，很祥和又很天真，眼神里没有丝毫悲伤和恐惧。
我和爸爸住了两天就回家了。我们回去之后的第六天，外公走了。
（四）
直到后来，我上了中学，知道了“文革”为何物，我才明白，一个人被国家所敌视、被社会所背弃，不一定代表他是坏人；一个人离开妻女，不一定代表他不爱她们。在时代和历史的潮流中，人有太多的无可奈何；而有些无可奈何，因为阴差阳错的误会，就变成了无可挽回。
我也开始意识到，我儿时的种种举动中，我到底做了什么。外公一生坎坷不幸，颠沛流离、怀才不遇、妻离子散；到了晚年，我，他唯一的血脉，竟然无知的拿他的不幸作为武器，再次狠狠的刺伤他。过去被国家误解、被社会孤立，而我重演了这种误解和孤立；过去被迫和家人分散，现在有条件团聚，我却把他拒之门外。我绝望的相信，我所创造的伤害和痛苦更甚，因为我理应是他的亲人，我理应是个天真无邪的孩子。
从那时起，我开始慢慢的收集外公的故事，尽管我知道，我已经错过了最直观的了解他的方式。外公原本是南方人，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只身一人去了北方的一所大学做研究。因为无依无靠，他偶尔会去一个热情的学生家吃饭。一年后，他娶了那个学生的妹妹，就是我姥姥。（我不怪我姥姥。那个年代，国家机器所教导的仇恨是一种很强大的洗脑，而随苦难所生的怨恨又那么根深蒂固。）文革开始后，他被打成右派，被遣回原籍，被迫要离开妻女、离开喜欢的科研，到了一所乡村中学当老师。学校连他最擅长的物理也不许他教，但他却成了那个小城最有名最权威的地理老师。
我有看到外公年轻时候的照片。从我家的四位祖辈来说，我的外表随外公的地方占到了大概六成：高个子，小骨架，丹凤眼，鹅蛋脸。我爸偷偷跟我说，我现在搞学术研究了，估计智力和爱好方面也是随了外公的多吧。
我找到了外公之前和之后写来的信件。
通过他的老同事，他一直知道我们的消息。他知道我妈妈后来过的很好，找了爱她的老公，有体面的事业，“心里笃定的很”；知道我的出生，“欣喜若狂”；也知道我姥姥一直恨他，所以怯怯的选择不来打扰。后来我爸爸的盛情邀约下，他选择来看我，只是我.....
但是他并不怪我，因为“只是看到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我长的很可爱，像我妈妈小时候，“黄毛丫头，皮肤白”。
我伶牙俐齿，像我妈妈小时候，“绝不会让自己吃了亏”。
我一看就很聪明，像我妈妈小时候，“以后会有出息”。
外公去世后的每一年，他在南方小城的亲戚都会把杨梅寄给北方的我，直到多年后的现在。
我其实并不喜欢吃那种酸酸的味道。
但每一年我都会一颗一颗的吃完。
（五）
在很远的一个地方，有个人从我出生，到他去世，一直都很爱我，尽管我一直无知且愚蠢的、自以为正义的怨恨着他。我做了不能被原谅的事情，而当我终于能够理解真相的时候，错误已经没办法被修正了，遗憾也再也没有补救的余地。
这个想法像一双钳在我脖颈上的手，每当想起就会让我喘不过气。
这件事是我的死穴，多年来不能触碰、不能谈及，直到去年。去年我读了一个历史学的硕士，不顾我导师的强烈反对，我把文革作为毕业论文的选题。这只是一种最无力的赎罪：我想知道这段历史，越详尽越好，因为我曾经的无知造成了我一生最大的憾事。
我想回那个我再也没去过的江南小城看看，到外公的墓前，不是说“对不起”，而是说“我懂了”。可是我觉得我还没有准备好。
有一天，我会准备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