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人生——正方形性格和真实八十一难陈宣章
一三六、成果鉴定我转业到纺一医院后，立即给中国医科大学张荫昌教授写信。张荫昌教授于1988年7月23日给纺一医院发信：“贵院病理科陈宣章同志原在四〇三医院时，我们曾经就‘模糊数学’如何应用到胃癌癌前病变的研究中进行了探讨。我认为陈医生这方面的技术可以有所发挥，但由四〇三医院方面的不理解，一直没有搞成。现既已转到贵院，并为陈医师创造了条件，也支持他搞这次研究，我欢迎他参加我承担的‘七五’课题，也愿意提一供一些经费。”“暑期中有些工作要进行阶段总结（七五课题）。9月上旬中旬去意大利德国开会。十月下旬去日本开会。估计在这两个会之间可能有时间，或陈医师来沈，或我去上海。”“先回信表达一下我的想法，供参考，并请转陈医师问候。他给我来信，我未能及时给他回信，表示歉意。”医院领导认为：协助外单位搞研究不如自己为主搞课题研究。于是我在医院中，又对卵一巢粘一液性囊腺瘤的研究进一步作“微机诊断”的研究。这是受到北京关幼波肝病微机诊断的影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教授关幼波是一代名医、着名中医肝病专家。他的门生用模糊数学研究关幼波的诊断、治疗，并用微机进行模拟，非常成功。病人经过微机诊断并开出处方，又经过关幼波诊断并开出处方，两者之间基本符合。这就是说，可以同时有许许多多关幼波在不同地方为肝病患者服务；当关幼波仙逝后，他的诊断思维能够继续为肝病患者服务。这项成果获得北京市科研成果二等奖。我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卵一巢粘一液性囊腺瘤模糊数学分类的研究”基础上，着手搞“微机诊断”。1991年4月19日，上海市纺织局科研处、教卫处组织鉴定会。鉴定委员会名单：（四位病理专家，四位数学专家，一位医学科学技术情报专家）主任委员：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病理教研室王瑞年教授副主任委员：上海医科大学数学教研室主任孙伟民副教授委员：上海医学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情报研究室主任孙可元研究员中国医学生物数学会副理事长、浙江医科大学数学教研室主任周怀梧教授上海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病理科副主任沈铭昌教授上海医科大学病理教研室徐元鼎教授上海铁道医学院肿瘤研究所病理室主任李义清教授第二军医大学数理教研室谈祥柏教授上海中医学院数学教研室主任贺银华副教授鉴定会参加人员：纺织局副局长肖义家；纺织局教卫处处长、上海纺织医药卫生学会会长贾铭骁；纺织局教卫处副处长、上海纺织医药卫生学会常务副会长陈范良；纺织局科研处高级工程师周玉麟；纺织局教卫处孙九惠、李一鸣；纺织局情报中心陈文娟；纺一医院院长叶季*、副院长范永*、一党一委副书记孙碧*、医教科科长蒋兆*；纺二医院院长胡永伟；纺三医院院长赵关林、病理科负责人庄丽卿。应用报告单位：上海医科大学病理科陈忠伟；普陀区中心医院病理科主任叶莘；普陀区婴幼保健院病理科许星官。解放日报记者许菊芬。我与微机室顾建光、病理科袁*一起提一供的研究报告及8个附件（微机软件另附），还提一供了上海肿瘤医院病理科、普陀区中心医院病理科和普陀区婴幼保健院病理科三份应用报告。为了了解国际医学界在同类课题上有没有科研报告，我在上海医科大学联机检索室经过卫星联机检索，共检索到相关文献四篇，“未检索到有关模糊数学及其模一式判别用于卵一巢肿瘤病理学诊断的论文报道”（证明000324）。鉴定委员会的鉴定意见：“……本课题将模糊数学、病理诊断和微机三结合，创立了一种定量病理学诊断的方法，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填补了病理定量诊断的一项空白。经国际联机检索，未检索到类似论文报道。经鉴定委员会讨论，一致认为本课题是一项具有一定探索及开发前景的研究，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并具有推广应用的价值。”通过鉴定后，1991年10月颁发上海市科技成果证书（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931910731）和上海市科技成果完成者（第一完成|人）证书（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0009373），并刊登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公报》1991年第二期。1992年4月颁发局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1993年8月1日颁发《获奖证书》（第920160号）。《解放日报》1991年5月14日刊登报道。论文刊登在《数理医药学杂志》1993年第二期。我的创新研究与传统的病理思维有明显的冲突。在鉴定委员会讨论时，就有一位病理专家说：“如果用微机诊断，还要我们这些老专家干什幺？这不是抢我们的饭碗吗？”当时的鉴定委员会还是以压倒多数通过了鉴定。但是，社会上的大多数病理医生不懂高等数学，更不懂模糊数学。尽管国内有张荫昌、王瑞年、雷道年、于佩良等等许多病理专家支持，但是推广不容易，反对的更多。尤其是后来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为了经济效益，同行成冤家，更加被排斥。纺织局教卫处问我，进一步向上申报科技成果，是报纺织部还是上海卫生局？我想：纺织部中，医学是冷门，而上海纺织局是纺织部的最大下属，部级科技成果很容易得到。但是，我的科技成果主要是推广，还是申报上海卫生局吧。结果，被上海病理界扔进了废纸篓。一三七、为什幺我为什幺会创立模糊计量病理诊断学？这是逼出来的。从我改行搞病理，就发现一个常见又被人们熟视无睹的问题：病理诊断差异。这不是病理诊断与临床诊断的差异，而是病理诊断与病理诊断的差异。前者在小医院中因为领导重临床、轻医技造成。但是医学界公认病理诊断是“金标准”，尤其是病理一尸一体解剖诊断与法医一样是最后诊断，不容置疑。在病理诊断与临床诊断发生差异时，以病理诊断为准。有的临床医生过度自信，手术台上就肯定良恶性。403医院徐良*的乳腺癌就是明证。我在辽南地区病理读片会上获悉：盖县人民医院外科医生手术台上就肯定乳腺肿块是良性，说不用做病理，因为病人是熟人，省得再付费。病人家属中有位有头脑的人说：“还是做个切片化验吧，不在乎这一点钱。”结果真是乳腺癌。所以，手术标本不做病理诊断是大忌。我在大连铁路医院进修时，有个老干部肝脏肿瘤，手术后发现是“转移性类癌”，但是找不到原发病灶。追查病史，病人曾经做过阑尾手术，而没有进行病理诊断。肝“转移性类癌”的原发病灶大多是阑尾类癌，而阑尾类癌常常被临床医生误诊为慢性阑尾炎。病理诊断与病理诊断的差异有三种：1.空间差异：一个肿瘤标本取材时仅取一片或几片；一个肿瘤不同部位的病变常常是不同的。大连铁路医院那例肺癌肉瘤就是明证。不同部位都是恶性还好说，有的肿瘤仅有局部癌变，假如取材时未取到，就会漏诊。大连第一人民医院曾经发生一事：妇产科送检卵一巢肿瘤时，切去一半送外院作病理，结果两个医院发生病理诊断的差异：本院报告良性，外院报告恶性，于是就是一场风波。结果经多个专家会诊，正好那半个肿瘤有癌变。所以，我在病理科总是制订“取材规范”：每一种标本取何处、取几块、取多幺大都有规定，不准少取，不准乱取，不准小取。有的病理医生为了讨好技术员，总想少取一些，取小一点；因为福尔马林（甲醛溶液）刺眼、呛鼻而且有致癌作用，有的病理医生为了取材快一点结束，就乱取，不认真检查标本。这样很容易漏诊。另外，临床取材手段的限制（诊断刮一宫、内窥镜活检等等）也是一个因素。2.人间差异：一张切片经过不同病理专家读片，病理诊断常常不同。这在有些切片上发生率非常高，例如：胃粘一膜上皮异型增生的诊断，专家之间的诊断差异发生率竟达60%。这就是张荫昌、王瑞年、雷道年、于佩良等等许多病理专家感到困惑而认真研究的原因。人间差异发生的客观内因是：①诊断标准不一致；②诊断标准有弹性；③对各项诊断指标判断有差异；④诊断思维模一式不同；⑤读片细致程度或制片技术影响。如果不正确对待专家之间的争议，极易引起医疗纠纷。3.时间差异：同一病理医生对同一病理切片在不同时间作出不同诊断。这种情况甚至发生在权威人士。在病理回顾性复查研究中，这种特殊的诊断差异很多见。其中的原因很多，这里不作详细介绍。有专家进行试验：把若干张胃粘一膜上皮异型增生的病理切片编号请几名病理专家诊断。再把切片重新编号，还是这几位专家诊断。结果两次诊断的差异竟然达到29%。三种差异产生的内因是病理诊断的客观模糊性，还有病理医生诊断思维的主观模糊性。不论三种差异是否引起医疗纠纷，均应认真仔细分析，其目的：1.正确处理医疗纠纷；2.获得正确诊断有利于病人治疗；3.总结经验，不断提高诊断水平和取材、制片水平；4.推动病理形态学的不断发展。（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