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岁那年的一场相思病

 
6岁那年的一场相思病
2014-05-12 20:33:08 /故事大全

年的夏天,我六岁,开始在村里的小学校读一年级。班里有个女孩子叫王利红,个子不高,像春天地里的麦苗,很单薄的样子。

她头发像冬天的洛河水一样又薄又硬,却夸张地插了个玻璃花的大发卡,像是小河沟里固执前行的大船。我常常在上课时看着王利红的发卡发呆,老是担心她的发卡会掉下来。

那个年代不像现在的教室,每人都有一张课桌,我们那时是六个人一组,共用一条长板凳,凳子从家里自带。一个班里从前到后大约有七八条凳子,王利红因为个子矮,坐在第一组,我在第三组,只能隔了李为国、赵红鹃、张红利的脑袋看她。

趴在板凳上读“春天来了”的句子时,我常常想,课本是不是印错了,我们洛河这一带从不在春天播种,所以“春种一粒粟”的现象我很是怀疑。

我非常留心王利红的发卡不是没有道理。那时侯我们的衣服常常是大哥穿了二哥穿,二哥穿烂才轮到咱;班里的女孩子和男生大多一样,衣服大姐穿了二姐穿,二姐穿烂轮到咱。男孩子的玩具,女孩子的首饰,当然都是非常奢侈的东西。

和父亲去洛阳,见到一种会响的塑料鸭子玩具,无限神往,想要,父亲说,那叫“狗喜欢”,下次买。想拥有一件“狗喜欢”的念头折磨了我好多年,一直未能如愿。

王利红的爸爸是工人,一个月36元的工资,所以王利红的好东西最多,是我们班里的小地主。她的身边常常围了很多“马屁精”,帮她干这干那,捡沙包,拾毽子,上树抓鸟,下河摸鱼,李马利为了戴戴王利红的发卡就曾给王利红六个甜瓜。

当时和王利红挨着坐的是许建峰,许建峰不知为什么常常打王利红,但王利红也不生气,只是偶而会趴在桌子上哭。

我想许建峰真是幸福,和班里最美丽的女孩子挨着坐是多么开心的一件事啊,为啥还打她呢?如果让我和王利红挨着坐,我不但不打她,我还要像对待媳妇一样对待她。能和王利红挨着坐是我多年的心愿,虽然从不曾实现过。

巴结利王红的人很多,但我不,我要把王利红娶回家,当我的媳妇。陪我玩,给我写作业,她的玩具当然也都是我的。如果她不听话就叫她写100遍作业,这样的念头没有人知道,我常常想如何才能把王利红娶回家。

那时我还和妈妈一起睡,那就让王利红也和妈妈睡吧,而且她必须每天都要回她家一趟,把她爸爸捎回来的好东西拿给我。娶媳妇是需要媒人介绍的,许建峰就愿意当媒人,但条件是我必须把我的弹弓送给他。

弹弓是哥哥的,如果给了许建峰,哥哥肯定会打我。许建峰不愿意当媒人,我和王利红的婚事也只好作罢。我也想请王利红去镇上吃糖糕,可因为爸爸不给钱,也成为空想。现在想来,现实只是历史一种高层次的回归,如今谈恋爱也要花钱,可见婚姻真的永远是一件花钱的事。

初中毕业后,我上了高中,王利红接了她爸爸的班,成了叫人羡慕的工人。三年后,我高考落榜,在村里的建筑队干活。恰巧给王利红家盖房子,王利红星期天回来帮忙,看我满身大汗,她拿来毛巾,倒了白糖水,说,别人的水里没放糖。水是甜的,我的心却是苦的,我孩提时的媳妇呀,我们之间已是云泥之遥的距离了。

后来,我离开家四处漂泊,便没有了王利红的消息。

几年后,我在故乡的一家报社当了一名记者。到洛河边上的一个小镇采访时,看到王利红抱了孩子,在尘土飞扬的310国道旁买菜,孩子在哭。王利红一边打孩子,一边和卖菜的小贩大声地讨价还价。

风掀起王利红蓝色的长袖衣服,露出掉了一边的胸罩带儿,脏兮兮的,已经看不出最初的颜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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