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很多时候，她都能想起那个奔跑的女人，她想不起她的脸，记不清她的面孔，甚至连她那些惊恐、错愕、隐忍的表情都记不太清了，但她却深深地记着她的背影。后来有一段时间，她整夜整夜地失眠，她时常感觉自己就是那女人，她感觉被人捉奸，被人按在那儿辱骂、殴打，嘴角与鼻孔流血。她看到自己穿着各种样式、各种颜色的衣服，但却统统地衣衫褴褛，破洞百出，裹不严她的身体，风从四面八方钻进来，她感觉冷得牙齿咯咯地打抖。她要横穿马路了，可找不到方向，左一层右一层的人都用脸对着她，每个人都用异样的眼光注视着她。注视她露出的乳房、屁股、肚脐、下体，甚至白森森的骨头。
她提出离婚，祝小伟死活不同意，闹上了法院。最后，她交完了起诉费，把剩余的十五块钱小心地放进钱包的夹层里，很快和祝小伟办了离婚手续。
孩子判给了祝小伟。第三天，祝小伟就把孩子送到乡下老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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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她已不叫陈香宇，那个人已是另一场电影里的人物，这场戏里她叫陈莎莎。她把户口本与身份证上的名字都改过了，没人能拿出证据证明她叫陈香宇。只有一些旧朋友喊她：“香宇！陈香宇！”在一些特定的场合里。特定的场合很少，而那些旧朋友现在像蒲公英一样天南海北地散落着，在本市里除了公安部门那三两个就再没别人了，而这三两个人呢，她平常是不轻易联系的。白从派出所取回身份证与户口本后，她感觉白己一下子变得轻飘飘了，她用陈莎莎这个名字与人交往，用陈莎莎的身体去迷惑那些觅着腥味的男人们，她有一种高高在上，事不关已的心态。
老黄是她离婚后找的第二个男人。
按说，她痛打了那女人出了气，她像丢一块破布一样丢了祝小伟，在离婚这件事上，她已在那女人和祝小伟身上得到了彻底的胜利。可慢慢的那种恨又聚拢过来，像股小旋风在她心底打转儿，吹起沙尘草叶。她则悬在这风的中央，一种越来越强的空虚弥漫开来，而且越是况日持久，她的这种虚空感越强。盘旋而上，形成一股强大的龙卷风，她需要把这股风击打在物体上，她喜欢看毁灭。她决定要离开老黄时，故意给他的媳妇张庆云打电话暴露自己，然后约她出来。张庆云疯了般跑来，她却根本没有赴约，只坐在新租的房子里喝着柠檬汁。她拿着电话告诉张庆云自己和老黄是怎么好上的，什么时候上的床。在谈到与老黄的性生活时，她近于无耻地描述，让白己都感到震惊。她用这种语言来破坏他们夫妻，也破坏白己，她没想到自己有这个能力，二十五岁之前，她甚至连一句：×你妈！这样最简单通俗的粗口都说不出口。而现在她能顺口而出，不但是妈，奶奶、姥姥、姑姑等所有女性，甚至舅舅，大爷的男性亲戚，最后归结到那些老得骨头渣都没了的八辈祖宗身上。这还是低等骂人，更高一等的就是她发明的那种描述，这种描述比骂人更具杀伤力，而且她骂人时的语速快得惊人，风雨都打不透，等张庆云缓过神来，刚破口大骂一句，她“啪”地把电话挂断，关了机。电话卡丢进了垃圾桶，一切就烟消云散了。
老黄之前还有个于中成，四十多岁，是政府机关的一个处长。她本想在他身上捞点钱，可于中成太狡猾了，她想了诸多办法，都搞不定他，后来她想明白了，这个男人就是想在她身上多占点便宜，少花点钱，最好不搭半张毛票。后来她在和他上床时拍了照片，还录了视频，然后理直气壮地敲了他一笔。敲完之后，她还是把照片发到他老婆的手机里，完事以后她坐在黑暗里窃喜，从心里往外的那种舒服，真心的。小时候，出门时总被隔壁张家的公鹅追，心里怕得不行，恨得不行，厌恶得不行，每天一想到这事就硌得慌，堵得慌，却又无计可施，突然有一天，这只鹅被狗咬死在她眼前。现在她的这种毁坏，就像一只恶狗，她要把这狗精心地养在心里。于中成第二天打来电话质问她为何这样不讲信用，她告诉他这都是他逼的。“如果你再打来电话，我会把照片发到网上去。”她说。那边电话“吧嗒”挂掉，从此这个人在她生活里消失了。
有了钱，陈莎莎的生活就仿佛有了去处，她跑去看女儿。在那个偏远的乡下，女儿站在一段坍塌的土墙前怯怯地看着她，孩子身上脏乎乎，皱巴巴的。她只看一眼，泪水就奔涌而出，她决定要把女儿接到身边。可是一旦女儿回来了，她心里又开始起了一个又一个疙瘩，女儿长得太像祝小伟了，特别是那双眼睛。她不自觉地就掉进过去，掉进她忘不掉的那个早晨。女儿自从回来后特别的黏她，走一步跟一步，有时她让女儿在床上玩，自己去厨房做饭，弄了一会儿，一回头，吓一跳，女儿正悄无声息地站在她身后，抬着头看她。她有事离开家一会儿，回来时，没等进屋就会听到女儿的哭声。女儿像一根钩子钩着她，她什么都做不成，只能等着一起饿死。这不在她的计划之内，于是她给女儿办了一个长托。女儿走的那天，哭得差点抽了，执拗地认为是不要白己了。她一再的强调，只是去幼儿园，可这样也没能阻止多少女儿的泪水，她哭哑了嗓子还站在走廊里张着嘴无声地嚎着。
女儿不在身边，她又恢复了常态，做生意，交际，和男人周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