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少伟
1921年7月30日晚，马路边的梧桐树叶纹丝不动，天气比较闷热。上海法租界望志路（今兴业路）突然警笛呼啸，夏夜的静谧被打破。疾驶的两辆巡捕房警车，在一幢石库门楼房门前“嘎吱”停下，法籍警官立即率领一批巡捕和密探气势汹汹地冲进去，不一会儿却悻悻而归。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一切还得从头说起。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法租界环龙路（今南昌路）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之间，分布着一片典型的石库门建筑群，由比利时、法国合资的义品放款银行投资兴建，因该行本部初设于天津，遂选取天津古地名统称它为“渔阳里”。此处有一条南北贯通的弄堂，靠近环龙路的一段建于1912年，是老渔阳里，有旧式石库门建筑8幢;靠近霞飞路的一段建于1915年，是新渔阳里，有旧式石库门建筑33幢。这里属于上海法租界迟开发的冷僻地段，房屋租金比东部旧城区、西部西式住宅区要低不少;交通比较方便，步行去南京路（今南京东路）或南市老城厢都仅需半个多小时，在附近乘电车转赴徐家汇、虹口、杨树浦也不太费劲;对口的霞飞捕房管辖范围广，巡捕人手不足，无法对各种思潮和政治活动实施严密监控;作为石库门里弄，弄堂有多个出口，每幢自成独立空间的建筑均辟前、后门，遇紧急情况从二楼晒台翻越到隔壁也挺容易，所以非常适合设立秘密机关。后来，其中两幢石库门房屋里所发生的一切，犹如迅雷划破黑暗夜空，唤醒了沉睡中的人们。
1920年2月，北洋政府密令京师警察厅逮捕陈独秀。李大钊获悉后，决定亲自护送这位“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离开北京，经廊坊转道天津，让他乘船去上海。李大钊雇了一辆带篷骡车，沿途住宿等皆由他出面办理，以免暴露陈独秀的南方口音。那带篷骡车南行百余公里，费时两天，他们边赶路边谈话，遂有更广泛的沟通和交流，并一起酝酿筹建党组织。李大钊与陈独秀约定：“我在北京，你在上海，我们分别做建党的准备工作。”于是，留下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
4月上半月，陈独秀入住老渔阳里2号。8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正式成立，老渔阳里2号成为工作机关;新渔阳里6号，则成为党组织重要活动基地。连接两处的那条弄堂，因常有革命青年来往穿梭，被称为“共产主义小道”。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由陈独秀担任书记，主要成员有李汉俊、李达、俞秀松、陈望道等。通过积极工作在“渔阳里”出现了第一个青年团组织、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第一份党刊、第一份工人刊物、第一份《中国共产党宣言》，并发起了党组织领导的第一个工会。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推动和指导了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从1920年秋至1921年春，在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都有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东京、巴黎分别也有了旅日、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
建立编译机构作掩护
1921年6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马林来到上海，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派出的尼科尔斯基也抵达。这时，陈独秀在广东担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由李达代理书记。马林、尼科尔斯基在沪通过与李达、李汉俊等的频繁接触，了解了许多情况。
这天下午，在老渔阳里2号客厅内，马林、尼科尔斯基与李达又一次讨论建党工作。阳光透过落地长窗的玻璃，洒在茶几上，似为它涂抹了一层淡淡的金色。
马林说：“我和尼科尔斯基同志都认为，中国成立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已成熟，建议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
尼科尔斯基接话：“这与你们的考虑也是一致的。党正式成立后，将有力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
李达对此完全同意：“我尽快与在广州的陈独秀同志和在北京的李大钊同志联系，并作商议。”
随即，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李达经听取陈独秀、李大钊的意见，确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老渔阳里2号成为中共一大的筹备联络处，李汉俊积极协助筹备工作。大会文件在这里准备，还在此分别发信给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及日本留学生中的党组织或其成员，通知各地派代表赴沪开会。
李汉俊主动提出，将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108号的“李公馆”客厅作为中共一大会址，并向李达说明：“胞兄李书城作为同盟会元老，一直倾向革命，我们长期同住，他现已赴外地暂时不会回家;我平时的活动，嫂子从不过问。”至于代表们的下榻处，他选中了附近的博文女校，它由辛亥革命元老黄兴的夫人徐宗汉担任董事长、进步人士黄绍兰主持。位于上海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的校舍为沿街三楼三底的石库门房屋，学生正放暑假;而且，黄绍兰与李汉俊有同乡之谊，与李达及其妻子王会悟也熟识。李达对此表示赞同，他还认为代表们可用“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名义借住博文女校。
为了确保中共一大会址的安全，李汉俊先在此建立了新时代丛书社。1921年6月24日，上海《民國日报》“觉悟”副刊登出李汉俊执笔的《“新时代丛书”编辑缘起》，其中申明：“起意编辑这个丛书，不外以下三层意思”“想普及新文化运动”“为有志研究高深些学问的人们供给下手的途径”“想节省读书界的时间与经济”;而且，还公布“本丛书内容包括文艺、科学、哲学、社会问题以及其他日常生活所不可缺乏知识，不限定册数，或编或评，每册约载三万字”，编辑人是李大钊、李季、李达、李汉俊、邵力子、沈玄庐、周作人、周佛海、周建人、沈雁冰、夏丏尊、陈望道、陈独秀、戴季陶、经亨颐，通信处为“上海贝勒路树德里一百零八号”，即望志路108号后门弄堂门牌。
把秘密的中共一大会址与公开的新时代丛书社合二为一，体现了共产主义先驱的睿智。
“李公馆”化险为夷
“李公馆”是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今黄陂南路374号）的一部分。树德里共两排9幢石库门房屋，坐北朝南，砖木结构，清水外墙以青砖为主体、红砖作点缀，砖缝间镶嵌白色粉线，黑漆大门配着一对沉甸甸的铜环，门框四周用米黄色石条围成，门楣上部有拱形堆塑花饰，呈现鲜明的海派建筑风格。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李公馆”客厅召开。出席者有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留日学生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因陈独秀在广州筹款办学、李大钊在北京领导教职员反对北洋政府拖欠教育经费均未能与会。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也出席会议。大家围坐于客厅长餐桌四周，室内没有特别布置，陈设简单，气氛庄重。
7月30日晚，举行中共一大第六次会议，原定议题是通过党的纲领和決议，选举中央领导机构。会议刚开始，一个陌生中年男子突然闯入，环视一遍在场者后说声“对不起，我找错了地方”，匆忙退出。秘密工作经验丰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断定此人是密探，建议立即休会，大家迅速分散离开。
代表们撤出“李公馆”仅10多分钟，门外就传来刺耳的警笛声，接着出现了两辆巡捕房警车。
在附近纳凉的一些居民，惊恐地张望着。有人轻声叹息：“李公馆肯定出了大事啦！”有人感到不解：“李家是有一定身份的，竟然也会飞来横祸！”有的人则自言自语：“看起来，这像是要倒霉啦！”总之，他们都觉得“李公馆”难逃一劫。
凶神恶煞般的巡捕和密探闯入“李公馆”后，法籍警官打量了一下，马上厉声质问：“谁是这房子的主人？”
李汉俊回答：“我就是。”
“你们刚才开什么会？”
“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谈编辑‘新时代丛书的事情，并不是开会。”
“为什么家里藏着这么多书？”
“我是教员，这些书是为了参考、研究用的。”
“为什么有许多社会主义书籍？”
“我兼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什么书都要看看。”
“那两个外国人是什么人？”
“他们是英国人，是北京大学的教授。这次暑假到上海，常来这里聊天。”
……
经李汉俊用熟练的法语泰然应对，这些家伙的气焰有所收敛。既然是出版机构，出出进进的人自然不会少;编辑与不同思想倾向的作者坐在一起，谈谈约稿和出版方面的事，也是顺理成章的。法籍警官觉得没借口和没必要深究，就折腾一下，不了了之。包惠僧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几个问题》回忆，在巡捕们离开之后，他曾前往探视情况，李汉俊告知：“我对他们说是北大几个教授在这里商量编现代丛书的问题。侥幸的是一份党纲放在李书城写字台抽屉里，竟没被发现。”由于机智地利用新时代丛书社作掩护，使中共一大会址化险为夷，撤离的代表们也避免被追踪。当然，新时代丛书社并非仅是一个空名，它后曾推出多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如今这套“新时代丛书”仍能在上海图书馆找到。
再说那些在不远处窥探的居民，见“李公馆”最终竟安然无恙，他们都猜不透原因，感到非常奇怪。
转移到嘉兴南湖
7月30日深夜，天空中的一大片乌云慢慢消散。从“李公馆”出来的代表们，陆续聚集于老渔阳里2号。李达和妻子王会悟已在这里住了较长时间。
代表们都觉得，巡捕房对“李公馆”的侵扰，虽未造成大的损失，但那里肯定会被监视，已不再安全。在商议时，王会悟提出可去她熟悉的浙江嘉兴，在南湖租用一艘游船继续开会。这个建议被采纳。于是，中共一大的最后一天会议，就转移到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
中共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犹如一轮红日冉冉升起于东方，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
（插图/陆小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