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尔比大叔”的童诗

 
“谢尔比大叔”的童诗
2017-05-18 12:19:43 /故事大全

陈赛

虽然看不到你的脸/可当你翻开这些诗篇/我在某个遥远的地方/能听见你的笑声/我也露出笑脸

——谢尔·希尔弗斯坦

在童诗集《人行道的尽头》中,谢尔·希尔弗斯坦向孩子发出了邀请:

如果你有梦想,请进,

如果你有梦想,如果你爱说谎,

如果你喜欢祈祷,如果你充满希望,如果你会花钱买一颗魔豆……

如果你会装模作样,请你坐到我的火堆旁,

我们来编织一个金色的弥天大谎。

请进!

请进!

“谢尔比大叔”的邀请令全世界的孩子难以抗拒。他的诗里充斥着古怪荒唐的孩子,一个提着水桶去擦星星,一个用胡子荡秋千,一个要拍卖自己的小妹妹,一个把自己的弟弟当废品扔掉,一个装病不去上学,一个爱从26层高楼往下吐口水,一个在睡前虔诚地向上帝祈祷:“如果我在醒来前死去,求主让我的玩具都坏掉。这样别的孩子就再也不能碰它们……”

谢尔曾经说过,自己之所以写童诗,是因为自己能在10分钟之内写出一首来。他的传记作者丽萨·罗格克(LisaRogak)甚至将他与莫扎特相比,说是上帝在借他们的才华发言。

他的确有一种独特的驾驭文字的才华。他的诗既辛辣,又动人,既怪诞,又搞笑,有时候粗鄙不堪,却又诚实率直,富有童趣。

谢尔一生写了数千首诗,画了堆积成山的漫画,仅从数量和丰富性而言,就构成了他独特的艺术魅力。但这些诗画中比例更大的是给成年人写的。在给孩子写书之前,他是《花花公子》的专栏作家,画漫画,写游记,走到哪里都有兔女郎投怀送抱。他也为流行歌曲写歌词(他曾经为美国一些非常著名的乡村音乐歌手写歌,比如约翰尼·卡什的《一个叫苏的男孩》、玛利安纳德·费思福的《路西·佐敦之歌》以及爱尔兰流浪者的《独角兽》等等),还写了上百出戏剧,包括名噪一时的《女人或是老虎?》。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人,思想怪异,视角独特,我行我素,能享受生活,也善于内省。他是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能像孩子一样思考问题的成年人,也是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像成年人一样游戏人间的孩子。

正因为如此,他的童诗既天真又老成,既童言无忌、天马行空,又保留了对人性本质的深刻洞察,对孩子和成年人都具有极强的吸引力。但与此同时,他的诗和画也被认为“太诡异、太反权威,不符合儿童脆弱的神经”。他最著名的两本童诗集《人行道的尽头》和《阁楼上的光》(1981年出版,《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的第一本童书,并在榜单上停留了三年多)曾经在美国的多家图书馆被禁多年。

人们列举了他诗中各种少儿不宜的内容,毒品、欺骗、暴力、自杀、死亡、邪教,对权威的蔑视,对父母的不敬,甚至还有食人的情节,比如有个小孩掉到绞肉机里,被不知情的别的孩子当汉堡给吃掉了。

更让父母光火的,可能是《小艾比盖尔和漂亮的小马》这样的诗。小姑娘艾比盖尔想要一匹小马,她的父母不给她买,于是她难过地死掉了。诗的插图就是死去的艾比盖尔躺在那里,身边是她悲伤的父母。诗的最后,谢尔告诉他的小读者:“这是个很好的故事,/当你的父母不给你买,/你想要的东西时,/你可以读给他们听。”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這些童诗完美地浓缩了童年的种种忧惧与渴望。孩子们在他的诗里发现相似的自恋、缺陷、爱、恨、挫折感、对力量的幻想以及种种难以言说的欲望;而有心的成年人则能从中品出更为复杂的况味。比如有一首诗叫《十八种味道》,十八种香甜诱人的口味——巧克力、酸橙和草莓,/南瓜、香蕉和咖啡,/焦糖牛奶还有波森梅,/坚果冰激淋,烤杏仁,/香草汁,奶油咸味糖果。/奶油砖、苹果浪,/椰子外加摩卡咖啡,/桃子白兰地,柠檬蛋羹,/每一勺都是那么爽滑甜美,/这甜筒冰激淋可是全城之最,/如今它却躺在了地上……啧啧——

孩子们读了,固然为冰激淋扼腕叹息,而成年人感到的,恐怕更多的是悲凉,生命的丰美与脆弱,转折就在那一句短短的“啧啧”。

几年前,《连线》杂志的编辑为硅谷父母挑选书单,谢尔有5本书入选。推荐这套书的编辑说:“没有一个现代诗人能像谢尔那样捕捉童年的想象力与玩心。”但我想,他之所以为极客所热爱,还因为他看世界的角度和我们如此不同,比如这首《倒影》:每当我看到水中/那个家伙头朝下,/就忍不住冲他笑哈哈,/但我本不该笑话他。/也许在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小镇/稳稳站着的是他/而我才是大头朝下。

《向上跌了一跤》:我给鞋带绊倒,/向上跌了一跤——/向上跌过屋顶,/向上跌过了树梢,/向上跌过了城市上面,/向上跌得比山还高,/向上跌到半空,/那儿声音和颜色交融在一道。/我朝四周一看,/顿时眼花缭乱,/昏头昏脑,/我的肚子实在难受,/于是直往下掉。

《新世界》:树木倒立着,摇摆自由,/汽车飘起,天上悬挂着高楼。/有时感觉真不错,/换个角度来看这地球。

还有首《听听那些“不许”!》:孩子,听听那些“不许”,/听听那些“不要”,/听听那些“不该”,/那些“不可能”,那些“不会”。/听听那些“从来就没有过”,/然后仔细听我说——任何事都可能发生,孩子,/任何事都会成为可能。

这首诗今天听起来,有点像硅谷青年每天挂在嘴边的轻飘飘的口号,对谢尔来说,却是他一生与命运抗争的真实写照。1930年,谢尔·希尔弗斯坦出生于芝加哥中西部的一个小镇,父亲是东欧犹太移民,母亲在芝加哥出生,大萧条时期夫妇俩苦心经营一家不成功的面包店。谢尔天生有读写障碍,注意力障碍,父亲希望他继承家业,他却一心只想画漫画。

他很早就发现自己对画画的热爱,但因为父亲的激烈反对,他的整个童年就是在不安全感与自我怀疑中度过的。多年后,他回忆说,如果有得选,他“当然更愿意做一个三垒手,手臂上挂着三个女孩”,但幸运的是,他既不会打球,又不会跳舞,得不到女孩子的青睐,只好把精力都转到画画写诗上面。而且,当时无论画画,还是写诗,都是懵懵懂懂,没见过什么世面,也没什么人可以抄袭,却由此发展出了他自己的风格,此为又一幸事。

更幸运的是,命运指引他同时找到了女人和艺术——他23岁那年从朝鲜战场退伍归来,本想靠画漫画养活自己,却到处找不到工作,只好一边画画一边摆摊卖热狗。百般落魄之中,他遇上了《花花公子》的创始人休·赫夫纳,两人一见如故——他们都在芝加哥长大,都参过军,都是漫画家,都热爱女人。谢尔为《花花公子》创作的第一幅漫画刊登在1956年8月号上,从此开始了他梦寐以求的创作生涯。

为《花花公子》工作的几十年里,他经常往返于芝加哥与纽约,出没于各种酒吧、派对、夜总会,在餐巾纸和桌布上写诗画画,用低沉的烟熏嗓子唱民歌和爵士。他喜欢跟人交谈,但更多的是作为一个观察者,而不是社交爱好者。无意间听到的只言片语,或者随意捕捉到的一个面部表情,都可以成为一首新的诗、一幅画或者一首歌。他还说服了赫夫纳资助他周游世界,住最豪华的酒店,跟最美丽的女人做爱,然后发回文章、摄影与漫画。

谢尔从来就没有想为孩子绘画或者写东西。他对孩子没什么耐心,对儿童文学更是没有好感——“见鬼,小孩子已经受够了自己的渺小和不重要。但E.B.怀特给了他们什么?一只提心吊胆会被冲下下水道或挂到窗帘上的老鼠,一只准备去死的蜘蛛。”

如果不是被他的朋友托米·温格尔强拉硬拽进当时厄休拉·诺特斯乔姆的办公室,他大概永远也不会给孩子写东西。厄休拉·诺特斯乔姆是当时纽约童书界最著名的童书编辑,曾经发掘出一批美国最优秀的童书作家,包括莫里斯·桑达克、托米·温格尔和路易斯·菲兹修等。她的出版哲学是“为坏孩子出好书”。

1963年,32岁的谢尔出版了第一本童书《会开枪的狮子》,讲一只狮子在“成功”之路上遭遇的身份危机。在谢尔的所有作品中,这是他本人最喜欢的一本,因为“内涵最为复杂”。

一只任性的小狮子,自从学会了开枪,并成为无可匹敌的神枪手之后,它的生活就完全改变了。它离开了森林,离开了狮子朋友,来到大城市,到处表演,挣了好多钱,成了大名人。但是有一天它突然觉得做什么都没意思,做名人一点都不好玩。而且更糟糕的是,当它再次回到森林里的时候,它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一只狮子还是一个人。

但是,外界最多的毁誉都在他的第二本童书——《爱心树》上。一棵树爱上了一个男孩,让他在自己的枝桠上玩耍,享受多汁的果实。男孩一点点长大,树把自己的树荫、果实、枝叶,到最后把整个树干都给了男孩。等到男孩变成了老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回到家里,坐在树桩上休息——那是树仅剩的东西了。

在童书史上,《爱心树》是一本罕见的雅俗共赏、老少皆宜的作品,同时也是争议最大的作品之一。这么多年来,不同的人从这个故事中读出了完全不同的意义,有人认为这首诗歌颂了母爱的无私,有人则认为批判了人性的自私。宗教布道者读出了基督无条件的爱;女权主义者则读出了男女之间施与受之间的不平等,他们认为爱心树是女性无私的象征,而小男孩是男权至上主义者的代表;生态主义者则读出了人类对环境的残害。热情的支持者将这本书列入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童书之列,而激烈的批评者则认为这本书对年轻人心灵的摧残在过去50多年里没有别的书可以相提并论。

谢尔自己的说法则是:“这个故事并没有太多信息要传达,不过想说,这个世界有两种人,一种人施予,一种人索取。”仅此而已。

这本书当初的出版并不容易,编辑们认为这个故事对孩子来说太压抑,对成年人来说则太简单,而且谢尔坚持要保留那个悲剧的结局——“人生的结局通常都很悲惨,即使我的大部分东西都很搞笑,但你也不必非得强作欢喜。”

寓言的魅力就在于,越是簡单,阐释的空间越大。我更倾向于认为,这本书原本就无关爱或幸福,而是关于结局本身,关于时光的流逝,一切终归无可挽回的衰败。就像最后一页,一个光秃秃的树桩和一个驼背老头木然看着远方。这可能更符合谢尔对于人生荒凉本质的感受。

谢尔于1976年写出了《缺失的一角》,讲一个圆缺了一角,于是满世界寻找自己缺失的那一部分。它漂洋过海,历经风吹雨打,终于找到了最合适自己的那一角,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圆。

故事本来应该在这里收尾,谢尔却让他的圆唱着歌离开了——它仍然要去寻找自己失去的那一部分。

谢尔向来不掩饰对大团圆的不屑。无论在他的诗、歌、戏剧还是漫画里,都没有快乐结局。他有一首诗叫《欢乐之地》:你去没去过“欢乐之地”?/那里所有人都满心欢喜,/他们成天玩笑打趣,/还唱着最快乐的歌曲。/一切事物都那么美,/“欢乐之地”没有烦恼。/那里整天充满欢乐。/我也曾经去过那里——真是无聊。

在他看来,所谓大团圆结局、魔力或神奇手段会在儿童心中“造成一种疏远感和陌生感”。孩子们会问:“为什么你给我讲的那些幸福的事情我就没有遇见?”

但是,圆到底在追寻什么?一千个人大概又会得出一千个不同的结论。但缺失与追寻之间,自由与羁绊之间,那一点点疯狂与非理性,一直是谢尔所追求的。

他曾经说过:“一双舒服的鞋和随时离开的自由,是人生最重要的两件东西。”

他的一生,从未停留于一种艺术形式,或者在同一个地方停留太久。相同的哲学也适用于他的爱情。他从未结婚,有无数的性伴侣,但也养育了两个孩子。他的第一个孩子夏娜死于脑动脉瘤,死时年仅11岁。这对他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至死都未能解脱出来。女儿的死也使他很长一段时间内远离童书创作。

他曾经说过:不要依赖任何人——男人、女人、孩子或者狗。我想去世界的每个地方,见识一切东西,生活中一些美妙的东西会使你欣喜若狂。

但是,这一切终归又让他失望。这也是为什么他最后终止了《花花公子》的旅游专栏,他告诉休·赫夫纳:“那些旅行对我来说已经没有意义,因为都是跟我一样的人。我已经见过高山,见过金字塔,见过热带,那又怎么样?如果我创造了一个世界旅行者和冒险家的形象,现在我想坐下来,跟苏珊一起种玫瑰——我就要这么做了。”

这位苏珊,不知是否就是夏娜的母亲?

1999年5月,谢尔因心脏病在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的家中逝世,享年68岁。

在他死后,生前未曾发表的100多首童诗结集出版,题为《什么都要有》。诗集中最后一首是《我走了以后》:

我走了以后,你怎么办?

谁为你写诗,谁为你画画?

某个更聪明的人,某个新来的人?

某个更棒的人——

也许就是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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