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飘萍

 
邵飘萍
2017-05-23 09:33:17 /故事大全

周缘

自1917年,邵飘萍的荣誉与命运都与刚兴起的报业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他既是记者,又是新闻讲师,其夫人汤修慧评价他“因报而生,为报而死”。

1917年上海的《申报》上,最吸引人的栏目当属“北京特别通信”,洋洋洒洒几千字都是对京城最新时局的独家报道。这些通信的署名是“飘萍”。“飘萍”是邵振青的笔名,他的朋友包天笑觉得这个名字有轻浮之意,他却说:“人生如断梗飘萍,有何不可?”

邵飘萍在1915年放弃学业,从日本返回上海,投入到“护国讨袁”的行列中,誉满上海滩的舆论界。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申报》社长史量才特聘邵飘萍担任驻京记者。1916年7月31日晚上,邵飘萍登上上海开往北京的火车,从8月起为《申报》拍发新闻专电。

当时北京的新闻状况极差,大部分报纸都是议会机关或军阀派系的喉舌。邵飘萍在《愚与我国新闻界之关系》一文中写道:“愚以他国人在我国有通讯者,率任意左右我国之政闻,颇以为耻。”因此邵飘萍在北京南城的珠巢街上(现为珠朝街)创办了我国首个新闻通讯社——北京新闻编译社,规模不大,但每晚19点左右准时发稿,分送各个报馆,打破了国外通讯社的垄断局面。

1917年,北洋政府黎元洪与段祺瑞之间的权力斗争进入白热化,时任大总统黎元洪倚靠美国,内阁总理段祺瑞则倚仗日本,两人在是否参加“一战”、是否对德宣战一事上产生了矛盾。2月9日起,邵飘萍开始撰写《我国与世界战局》的跟踪报道,奋力突破新闻的禁区,将国务例会、政客谈话、驻外公使的来电、在京名流的奔走都落于笔端,而那些不能公布的政治秘密,他也尽己所能地去表达。2月19日,他在通信中记录了与某位要人的谈话,没有点明对方的真实姓名,而在结尾注明:“其言半可以代表政府,半为个人意见,读者试细味之,或可为观察时局之一助也。”徐铸成后来在《报海旧闻》中回忆说,他最喜欢阅读《申报》邵飘萍、《新闻报》张季鸾和《时报》徐凌霄的特约通信,他们“深入描述当时北京政坛的内幕之外,还带有必要的分析和评议。从这里,读者也真正了解到政局的真相和各派势力之间勾心斗角的情势”。

1917年3月4日,段祺瑞出走天津以要挾黎元洪,邵飘萍在通信中指出,两人的矛盾由来于外交分歧和权力斗争:“左右之人,与外间政客,尚时欲借以利用。一曝十寒,心中不释。政见既异,播弄易成,而该问题遂如藕断丝连,绵延至于今日。”但邵飘萍判断,段祺瑞此次离京是出于误会,很快就会回来。果然,两天后副总理冯国璋去了天津,晚上22点半时与段祺瑞一起回到了北京。听说消息以后,邵飘萍赶到火车站,但人群已散,邵飘萍又换乘汽车,奔赴段祺瑞在府学胡同的私宅,执意让守卫禀报。在这一回合占了上风的段祺瑞欣然接受了采访,两人从凌晨零点30分谈到了3点,邵飘萍还探听出了外交总长与财政总长的任命意向。7月,如邵飘萍所料,梁启超出任财政总长。后来邵飘萍在北大讲课时以这段经历举例,将“机警与敏捷”列为记者应当具备的品质之一:“因人而施,临机应变,不能拘于常格。”但同时强调,品性须始终坚强,“不受社会恶风之熏染,不为虚荣利禄所羁勒,是为养成外交记者资格之先决条件”。

6月14日,张勋以调停为名进京,复辟期间,邵飘萍的新闻编译社被迫关了几日。但前往天津避难的邵飘萍依然没有停笔。在意租界大马路,他见到了段祺瑞,把沿途见到的居民惨状都告诉了他,并听他讲述了讨逆军兴起的来龙去脉。7月15日起,新闻社恢复了发稿。

从1916年8月23日到1918年12月11日,邵飘萍为《申报》写下了250余篇、22万余字的“北京特别通信”,1917年初他还代理了章士钊所创期刊《甲寅》的馆务,不过半年后两人因为政治上的分歧而分道扬镳。这段时间,邵飘萍的通讯对府院之争、军阀内战、对外借款等问题都有报道。

1918年,邵飘萍参与了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的创立。这个计划始于1918年春天,邵飘萍听说蔡元培有开设新闻讲演会的计划,专门写信表示支持,希望北大开设新闻系,于是蔡元培邀请教授徐宝璜主持研究会,邵飘萍也被聘为导师。10月14日晚上,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在北大理科第16教室成立,蔡元培在演讲中说,我国新闻的历史不过十余年,但新闻学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构不济以学理,则进步殆亦有限。”

邵飘萍也做了演讲,他说:“窃思振青生活于新闻界中,日惟与官僚政客相征逐,若不勉力创造与青年学子接谈之机会,其鄙悖之程度,殆将与时俱进,欲救此弊,则蔡徐两先生之命不可不从。”

于是办报之余,邵飘萍成为了新闻教育的开拓者,每周日上午10点到11点,他到北大给学生讲课,侧重于采访技能,讲课内容在《北京大学日刊》上连载。徐宝璜的授课内容则主要是新闻学原理,在教学基础上写成了我国第一部新闻学著作《新闻学》。研究会办了新旧两期,毛泽东以及后来担任中共报刊编辑的罗章龙、高尚德等人都曾是该会学员。

与此同时,邵飘萍实现了独立办报的理想。1918年秋天,他辞去了《申报》特派记者的职务,邀请在东京留学时一起办过新闻社的潘公弼北上,筹备《京报》的创刊,10月5日,《京报》在前门外的三眼井胡同成立了。

发刊词中,邵飘萍写道:“时局纷乱极点,乃国民毫无实力之故耳……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他还写下“铁肩辣手”四个大字,挂在编辑部的办公室里,这几个字出自明朝谏臣杨继盛的诗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杨继盛因弹劾严嵩被杀,他的祠堂松筠庵就在离报馆不远的达智桥胡同,邵飘萍化用这句诗,满怀着对自己和报馆同人的希冀。一个月过后,《京报》的销量就从300份上升到了4000份,成为北京最有影响力的报纸。

邵飘萍(1886~1926)在五四运动前后,在《京报》上发表了大量抨击北洋军阀的文章。1919年,《京报》被查封。1920年,他从国外返回北京,《京报》复刊,在魏染胡同建立新址,创办多份副刊,并在天津和杭州建立分馆。此后6年时间,《京报》继续主张言论自由,揭露北洋政府的腐败。1926年4月26日,邵飘萍被张作霖抓捕枪决,终年40岁。3个多月后,《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同样因为报纸言论遇害。“萍水相逢百日间”成为民国报史上最凄凉却也最壮烈的一笔。

(参考书目:《邵飘萍选集》,方汉奇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版;《乱世飘萍:邵飘萍和他的时代》,散木著,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邵飘萍传:报业巨子,新闻导师》,华德韩著,杭州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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