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和派章士钊

 
调和派章士钊
2017-05-23 09:26:45 /故事大全

邱杨+裴诗贇

章士钊幼年时,老屋庭院里长着两棵桐树,老树叶重影浓,少树皮青干直。青年时,他便以“秋桐”为笔名,以桐德自勉——“直从萌芽拔,高见毫未始。四面无附枝,中心有通理。寄言立身者,孤直当如此。”及至后来,他在新旧文化大战中被打上了“异见者”的标签,又再度改号“孤桐”。

章士钊(右)与胡适

《甲寅》复刊

1917年1月,当《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上刊登不久后,另一份与之渊源颇深的杂志——《甲寅》在这月底悄然复刊了,初为日刊。主编章士钊一直把办报视为自己的铁饭碗,早年间曾跟好友黄兴笑称:“有了这个铁饭碗,一生吃穿不愁。”

事实上,这位36岁的报刊政论家早已盛名在外。他一生办过诸多报刊,始终秉持不偏不倚的态度,力图塑造一个独立政论家的面貌。而与其独立态度相关联的,是他“克制激情,朴实说理”的逻辑文风。章士钊明确反对那种“气盛理枯,词盛意索,感情横决,大言烈烈”的文风,主张运用逻辑与语法学的规则定律,进行严谨的推理,得出科学的结论。正如他自己所描述的那样:“如剥蕉然,剥至终层将有所见也。”

这种冷静自持的理性文风,在彼时的舆论界里无异于一股清流。时人赞扬“亲切而不鄙俚,典雅而不炫耀”,章太炎更评价为“无间无厚一义,最为精审”。

这种文风,与章士钊早年留学英国的经历密不可分。10年前的夏天,他离开东京奔赴英国,进入阿伯丁大学政治法律系,兼攻逻辑学。阿伯丁位于英国东北部,虽不如牛津、剑桥名气大,其文科却相当有成就,赫胥黎曾任该校校长。章士钊在这里苦读四年,打下了他一生新学的底色——他此后思考中国未来政治走向的一系列主张,都深受英国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

与此同时,他还拥有深厚的旧学修养。13岁那年在家乡长沙城里买到一部《柳宗元文集》,从此嗜好柳文,深受其“简洁有法,铿锵有力,字斟句酌,语无虚说,文无空落”之文风影响。可以说,章士钊算得上是那个时代真正中西贯通的人物之一。学成归来后,他很快成为民国初年思想界的一杆旗帜。

此次《甲寅》日刊复刊,章士钊特地邀请李大钊、高一涵、邵飘萍参与编辑工作,并担任主要撰稿人。李大钊和高一涵都是三年前《甲寅》月刊时期的旧友,而另一位旧友陈独秀虽早创立《新青年》,也仍然不忘为复刊的《甲寅》联络稿源。当月,陈独秀给远在美国的胡适写信:“《甲寅》准于二月间可以出版,秋桐兄不日谅有函于足下,《青年》《甲寅》均求足下为文。”

经过一番悉心准备,1917年1月28日,《甲寅》终于在北京复刊。这一年的生肖为虎,杂志封面上也绘有一虎,时人称之为“老虎报”,章士钊也被喻为“政坛文虎”。

《甲寅》月刊时期,或许是这位“政坛文虎”一生中最辉煌的日子。章士钊在创刊号上直言:“本志以条陈时弊,朴实说理为宗旨。”他认为,欲下论断,必先考证。与其他刊物不一样,《甲寅》并不做简单的政治攻击,而注重从学理上分析问题,有很强的学术气息。这种严格的理性态度,在彼时举国人心悲观烦闷到无以复加之时,确是一副救世良药。

章士钊在《甲寅》上系统地论述了“调和立国论”,将批判矛头指向袁世凯专制统治,也严肃批判了以孙文为代表的激进主义错误,倡导建立以“调和”“有容”为基础的多元社会运行机制。他用笔名“秋桐”和“无卯”先后发表了17篇文章,将其不偏不倚、推理精密的逻辑文展现得淋漓尽致。许多文章成为传诵一时的名篇,以至于时隔多年后,学者金岳霖在北京遇到晚年的章士钊时,依然还能背诵出他当年的政论文章。

当年的《甲寅》就像是一只呼啸于沉闷山林之中的老虎,“风行一时,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通过《甲寅》,章士钊更以“文字与天下贤豪相交接”,开拓了一支优秀的作者队伍,陈独秀、李大钊、吴虞、高一涵、杨昌济等人逐一登场,这些背景身世迥异的作家纷纷聚集在《甲寅》阵营之中,一时人称“甲寅派”。

从《甲寅》到《新青年》

在诸多作者中,与章士钊相交最早的无疑是陈独秀。早在章士钊少年就读于江南陆师学堂时,就结识了陈独秀,两人“夜抵足眠,日促膝谈,意气至相得”。

在《甲寅》月刊第一卷第二号的通讯栏,曾发表陈独秀署名CC生给章士钊的一封私人信件。信中痛心疾呼:“自国会解散以来,百政俱废……国人惟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章士钊在按语中赞赏陈独秀“以寥寥数语,十足写尽今社会状态”,却也并不认同其略显偏激的表达,“又何言之急激一至于斯也”。

从这一互动中,或许也能微微窥见章士钊与陈独秀日后分野的端倪:陈独秀富于情感、时走偏锋的文风,显然不同于章士钊严谨缜密、长于说理的风格;而在政治主张上,章士钊一贯主张上层政治制度改革,而陈独秀认为不能依靠执政者的觉悟来救国,但出路在哪里,他尚在摸索。

有趣的是,早在《甲寅》月刊时期,黄远庸就在给章士钊的信函中提出:“至根本救济,远意当从提倡新文学入手。”他提议借鉴西方以文艺復兴为中世纪改革之张本的经验,以“浅近文艺”普及新思潮,使普通民众“与现代思潮相接触而促其猛省”。但章士钊对此却并不以为然,在他看来,改良政治才是当务之急,而非文学。

黄远庸的这封信刊登在《甲寅》月刊第一卷第十号,也是月刊的最后一期。1915年10月,《甲寅》月刊因袁世凯政府禁止在邮局寄售而停刊。在《甲寅》月刊停刊前月,返回上海后的陈独秀主持的《青年杂志》悄然问世。几年后,当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之时,被中华革命党人谋杀于异国的黄远庸,却早已无缘这个新文学时代了。

《新青年》创刊之初,不少读者发出“甲寅再世”的呼声。许多《甲寅》的骨干作者群,也经由陈独秀在《新青年》重新连接起来。常乃惪先生在《中国思想小史》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前期新文化运动讨论的许多思想和问题,“都是由《甲寅》引申其绪而到《新青年》才发扬光大”。但个性鲜明的陈独秀,显然也在逐渐摆脱《甲寅》的痕迹。

及至三年后1917年《甲寅》日刊复刊之时,陈独秀和他的《新青年》,正加速推动着一场大变革的袭来,而此时的章士钊仍然坚持为“调和立国论”奋笔疾呼。

左图:1919年2月20日,南北议和会议在上海举行

“调和”的尝试与幻灭

1916年8月,被袁世凯解散的国会重开;以段祺瑞为总理的内阁中,也容纳了不少国民党人和进步党激进分子;中华革命党、进步党、欧事研究会等民主势力,与西南实力派结成了所谓的“清流大同盟”——为了恢复秩序,互为“抵力”的几股势力都做出了一定让步。眼前的一切,让坚持政治改造优先论的章士钊看到了希望,仿佛出现了他所期待的“调和气象”。1916年下半年,他以湖南省國会议员身份来到北京,开始了调和立国的积极尝试。

此时的章士钊,既是报人也是政客,在报界与政界之间徘徊。身份和心境的转变,也体现在《甲寅》日刊的发刊词中,他提出要“脚踏实地”,以“大无畏之精神”为社会和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较之三年前《甲寅》月刊“条陈时弊、朴实说理”的声明,明显要积极得多。而事实上,他也是这样做的——积极参与制宪活动,并将思考心得写成文章公之于世,供社会各界采纳。

纵观章士钊1917年上半年发表在《甲寅》日刊上的文章,也主要围绕这些政治议题展开。他分别以《国教问题》《宪法问题》等文章一一回应。这也是他一贯的政论风格,对一件件具体政治事件进行说理分析,期望从中找到各方均能接受的“调和”方案。为此,他在国会中以“调和派”自居,为竭力调和党争而奔走呼号。

但政治现实远比章士钊想象中复杂。1917年上半年,随着“府院之争”的加剧,原本勉强结合的“清流大同盟”公开分化,“调和气象”瞬间烟消云散,政局也随之动荡起来。

这对“调和立国”寄予厚望的章士钊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打击。此时的中国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各股政治势力之间不可调和,寄望政治精英们以民族前途为重,精诚合作,遵守西方宪政的游戏规则,几乎是一个美丽的幻想。时局的发展终究与章士钊的期望背道而驰。1917年6月,安徽督军张勋借进京调解“府院之争”之机,伺机复辟,解散国会。作为持反战论的议员,章士钊不得不避居天津,而发刊至150号的《甲寅》日刊也于6月19日被迫停刊。

半年来的政治实践,让章士钊深深感到了理论与现实的差距,对政治陷入了一股幽深的无力感和厌倦之中。此时,他正好接到陈独秀从北大抛来的“橄榄枝”,经过慎重考虑,他决定前往北大执教,“渐厌政治,将事学术”。

新文化的“异见者”

1917年秋季的北大开学典礼,由于张勋复辟的闹剧,被迫延宕至9月21日才举行,10月1日才正式上课。自开学起,章士钊就成为北京大学哲学门的教授,每周讲授逻辑学史三个课时。除此之外,章士钊还兼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并担着一份学术演讲的差事,星期日不定期在西单手帕胡同教育部会场,做逻辑学史讲演。

章士钊在英国留学时,就专门研究过逻辑。“逻辑”一词的定名,就是他在1910年《论翻译名义》一文中倡议而来。过去,人们把“logic”译为“名学”“辨学”或“伦理学”。章士钊认为这些译法都不足以概括“logic”所指的内容,在对比中西逻辑思想之异同后,他主张以音译名,把“logic”译作“逻辑”,后得到学术界普遍认可。

由于曾是名噪一时的政论家,又对逻辑思想史造诣精湛,章士钊在北大讲课时曾引起轰动。据旁听生高承元回忆:“门户为塞,坐无隙地,盖海内自有讲学以来,未有之盛也。翌日乃易大教室,可容四五百人,拥挤如故。”高承元还将章士钊的讲课记录下来,刊登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的《法政学报》上,供更多学子一窥奥妙。也正是在北大讲学期间,章士钊总结自己研究中西逻辑所得,撰成了《逻辑指要》的初稿。

进入北大这一年,章士钊积极参加各种组织。他向校长蔡元培建议组织编译会,以编译西方学术著作。1917年12月16日,章士钊和胡适、王宠惠、陈独秀等七人当选为北京大学编译会评议员。第二年3月,章士钊南下上海,代表北大编译处与商务印书馆签订出书合同。“合同规定,北大编译处每年为商务印书馆提供200万字左右的著作或译著,由商务印书馆负责出版。”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合同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

在北大执教时,胡适与章士钊一家交往日深。时值1918年5月,胡适轮值主持《新青年》。他准备组织一期“易卜生专号”,把这位主张改良社会的挪威戏剧家介绍给中国读者,实现他在《甲寅》月刊时就提出的“戏剧建设”想法。章夫人吴弱男的英文很好,胡适便向她约稿,翻译易卜生戏剧《小爱友夫》。最终呈现的这篇译作,也明显带有章士钊加工润色的痕迹。

尽管私交甚笃,但章士钊从不参与陈独秀、胡适提倡的新文化运动,始终保持着谨慎的距离和独立的立场。早在1917年5月,章士钊在《欧洲最近思潮与吾人之觉悟》讲演中就谈道:中国第一贫乏是知识,不仅传统的知识不太了解,对域外的新学说,也知之甚少。但他与陈独秀等人的区别在于,并不把传统知识与域外新学对立起来,在谈伯格森时也谈王阳明,“自信从本土的文明里可以找到新生的根据,大可不必将祖先的东西扔掉”。

这是他首次表达跟《新青年》“文化革命论”的不同意见,隐约可见“新旧调和论”的思想萌芽。如今回头来看,章士钊的这些看法并不全然陈腐,甚至还有不少中正之处。

在当年12月17日的北大建校20周年庆上,章士钊以“调和论”为题,做了长篇演说。在他看来,“大学者,号称学府者也,其中尤赖富于调和之精神”。他号召学生当有创见独识,而又不固执己见,共求大信,培养出一种调和精神。这次演讲,反响很好。顾颉刚曾在日记中写道:“晨间偶翻纪念册,见章行严先生在二十周年纪念会演说词,说调和之理,若在吾心中发出,甚诧,不知吾无形中受其教育欤。”

右图:中国近代史上著名政治人物岑春煊

身陷政治漩涡

章士钊去北大任教前,曾打算三年不问政治。与之相交匪浅的政界人物岑春煊,在1917年下半年和1918年初,多次电邀章士钊南下商量对策。章士钊不为所动,反而劝说岑春煊安于隐退生活,不要重新出山。但岑春煊始终不甘寂寞,于1918年5月操纵桂系军阀排挤孙中山,改组广州护法军政府,并担任总裁。在未征得章士钊同意的情况下,就将任命章士钊为军政府秘书长的消息公之于报端。

彼时的章士钊还在北大任教,就住在北洋军阀的眼皮底下。这一来,他的境地就变得进退两难:南下,有违做学术的心愿;不南下,又对不住岑春煊的寄望。他感慨:“人生在世,所需于友,即在患难相共。今西林(指岑春煊)有难,吾倘坐视不理,纵人不责,吾之神明亦且自疚。”尽管并不心甘情愿,章士钊最终还是决定南下。事实上,身在学府的章士钊始终“萦心于政治”,尽管残酷的政治现实曾给他以重击,但他终究没能忘怀“调和立国”的主张。

1918年5月,章士钊担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后又被任命为南方议和代表,出席在上海举行的“南北议和”会议。从此,他与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们,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在随后的政海沉浮中,他对民主政治的热烈追求已大大削弱,而对岑春煊个人的忠诚则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他的行动。

当章士钊沉溺宦海时,老朋友杨昌济在重病中给他写了一封信,劝他“幡然改图”,尽早退出政治漩涡。这封信对章士钊触动很深,彼时他正因新旧调和论而遭到新文化运动骨干们的广泛批评。章士钊决心退出政坛,重新从事文化学术事业。他于是计划留学欧洲,并在欧洲办一个编译机构,专门介绍欧美文化。

1919年10月底,章士钊从上海到广州,准备交卸南北议和代表职务。但勾留数日后,却仍然碍于人情,不忍决然离开岑春煊,竟又再次卷入政治漩涡。以至于朱执信曾讽刺章士钊:“那前清宫保(指岑春煊),就像一块磁石,章行严就像一根铁绣花针,一走近就要吸去,一粘着就拉不开。”

同月,胡适在参观吴禄贞墓时曾感慨道:“十年来的人物,只有死者:宋教仁、蔡锷、吴禄贞能保盛名,生者不久就被人看出真相来了。这是因为时势变得太快,生者偶一不上劲,就要落后赶不上了,不久就成了‘背时的人了。”“背时”的人里,或許就有章士钊这位旧友的身影。

后记

章士钊(1881~1973)在1921年2月至9月再次游历欧洲,归来后思想态度发生巨大变化。受欧洲战后思潮影响,章士钊认为政党政治是西方工业国家的产物,不适合我国农业国之国情——“盲学西方,就好比病者未经诊断,妄服巴豆。”进而在政治上反对民主宪政,主张以农立国,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也更趋坚决,毕生以古文著书论文。

1949年后,章士钊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1973年5月,他带病赴港探亲访友,7月1日病逝于香港,终年9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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