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笔
她们被产科医生称为“赶末班车的一批人”，大多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一孩政策”提出前后。当2016年“二孩政策”全面放开时，她们已经接近或超过35岁，在医学概念上被称为“高龄产妇”。这个称号意味着她们在生育过程中可能面临更多风险和困难。
“高龄产妇的困难，首先是高龄。”协和医院营养科大夫刘燕萍对本刊记者说，“一个是难怀。因为随着年龄增加，卵子的质量、数量都明显下降。从医学规律来看，卵子的质量数量到了35岁以后，明显下降。怀上之后未必成功，成功之后未必顺利。因为卵从没出生时候就在卵巢里待着呢，待的时间越长，受到不良因素——环境、食物、化学物质、毒害物质的影响越大。当你使用的时候，卵子未必是最好的。”
“即使是輔助生育技术，也不能解决高龄怀孕难的问题。就拿试管婴儿技术（IVF）来讲，35岁以上女性成功率会降低一半，40岁以上的女性成功率在15%左右，流产率增高。”协和医院生殖内分泌科医生孙正怡这样介绍。
即便幸运地躲过了种种伴随高龄而来的孕育风险，高龄产妇的身体也需要更精细的调整，来耐受一个新生命降临过程中的各种不适。随着胎儿一天天长大，产妇要耐受血容量的增加，耐受心肺负荷加大，耐受因为胎儿挤压其他内脏造成的难受感。“这个群体的孕期营养需求、能量标准没有多少提高，但对某些营养素的需求会增大。”刘燕萍说。
比如铁要增加50%，还有碘增加50%，蛋白质在中后期也要增加，但是能量标准只是提高10%，就是说孕妇要拿有限的能量指标获得更多有价值的营养素。这就要求孕期的时候调整营养结构，即使孕妇以前是好的，怀孕后都要调整。如果不做调整，血脂、血压、营养缺乏和过剩，还有糖尿病这些问题都会来。
但这个群体中的大部分人，却很难有从容看顾自己身体的时间。“二胎政策”主要的影响对象是职业女性，更确切地说是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女性，她们曾经处于“一孩政策”更为严格的约束之下。35岁正是职业上的黄金年龄，家庭负荷也日渐加重。除了孕育一个新生命之外，每天还会有无数工作任务和生活琐事，从她们身上夺取大量时间与能量。对这些高龄产妇来说，达到医学标准上好的生育状态非常不容易。
随着二孩解禁产生的高龄产妇，既是一个医学问题，也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因为这批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生或者不生，什么时候生，都是被政策影响甚至决定的。
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曾表示，光放开二孩还不够，政府应该承担更多的生育成本，家庭养育成本应部分外部化、社会化。但从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到施行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仅仅相隔两年时间，社会资源和医疗资源要匹配一个新的生育政策尚需时日。相对个体的生育意愿和行为来讲，系统和机构的调整总是迟缓得多，但这些高龄妈妈们已经没有时间等待了。她们必须在自己的卵巢老化前，用意志和对新生命的热情，一关一关扛过高龄生育的艰难和危险。大部分时候，是以她们一个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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