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鸟故事集》:一部审美表达的历史

 
《青鸟故事集》:一部审美表达的历史
2017-05-17 10:54:56 /故事大全

毕飞宇说,如果不是因为就读于北大中文系,供职于《小说月刊》和《人民文学》,估计李敬泽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史学家。而即便命运做出了其他安排,他的基因里依然保持了与历史对视的癖好与冲动。但历史究竟怎样,他也许并没有多大兴趣。

李敬泽拿着自己的《青鸟故事集》,说自己是一个“新锐作家”。我们哈哈一笑,没人会因此当真地放低审视的眼光,每个人脑子里闪现的都是“中国作协副主席”“《人民文学》主编”“文学评论家”这些关键词。没人能轻松跳出自己固有的认知,对待一个人的身份如此,回看历史则更是。“新锐作家”就像是在提醒,不要再用惯常的方式去看了,因为在书里,不同以往的视角还将继续,并从偏僻之路进入一个比史书更复杂的历史。

当批评家坐在自己对面

这可能也是一种防御,医生变成病人,记者变成被访者,批评家变成作家,身份的对换会让人自觉启动一种防御的本能。谦和地说自己是“新锐作家”,是第一道防御,就像是在别墅外立面上开满鲜花的藩篱,虽然完全拦不住真正的闯入者,但可能会让大部分人走近的态度更温和。

《青鸟故事集》讲了什么故事?越过藩篱才发现,这个问题有点儿难。“故事”两个字首先让人觉得含糊。书里讲了很多故事,历史的,现在的,因为时间久远而显得缥缈的,似乎发生在身边而觉得亲切的,可如果光是把那些故事当段子讲了,完全不能说明这本书写了什么。它不太容易被归纳,也不太容易被定义。模糊的文体让介绍者很容易陷入一种自我矛盾,前一分钟你会说它是一本散文集,后一分钟你又会说也算小说吧,再一分钟你斩钉截铁地否定了前两个自己。

很多人觉得在第一时间弄清楚一本书的文体是必要的。就像是去看电影,你需要并有权在买票的时候就获悉它是一部动作大片,还是一部文艺小品。这个问题不关乎你最终能否欣赏得了,但是如果不被告知,你很可能就端着一大桶爆米花坐在了一部默片前面,吃不吃都尴尬。读小说还是读散文,不关爆米花的声响,但也需要调动不同的情绪。“这隐含着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一系列约定和惯例。”李敬泽自己也这么说,可他拒绝了约定和惯例。

“这到底是一本什么书呢?”第一次读完它时,毕飞宇也问了费振钟同样的问题。回答是:“不好说,这个人不可小觑。”然后他们开了一个两人的研讨会,就关于文体。“抱歉得很,两个人的研讨至今都没有成果。——当一个人把考古、历史、哲学和小说虚构糅合到一起的时候,这样的文本我们该如何去称呼人家呢?”那是16年前的事儿了,当时这本书还不叫《青鸟故事集》,而是比现在少些篇目的《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如今,那么多年过去了,“小书”被增补成了一本“大书”,如果我们还要继续作家们当年的研讨,非得给文本个“称呼”,恐怕就显得有点儿笨拙了。

作者本人将这种写作的来源推至“先秦的文章”,一种朝向经典的元写作,“比如《庄子》,你说那是什么?它就是‘文’,是一种未经规训‘体’”。无法定义但有据可依,这大概也是另一种防御,让人想去品头论足时无从下嘴,或者知难而退。

批评家写作有时会像一人分饰两角?提起笔,两个身份就面对面坐下,写出的东西总是有意无意地先经自己撕扯一番。既然熟悉批评者攻击的套路,就会防守得自然。大概是预感大部分人会拿书中对历史的书写做些文章,李敬泽提前就举起手来:“这肯定不是学术作品,我从未想过遵守任何学术规范。”“要是历史学家打上门来,我肯定完蛋。”这本书就这样和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书划清了界限,被他定义为一部个人对历史的认识和想象,“它最终是一部幻想性作品”。

世界的改变是表面上的

人总不能去和别人的幻想较真儿吧,但“防御”并不等同于说这本书就是不着边际或者缺少意义的幻想。作者调用了博杂的文本来构建他的故事,奏章、公文、诗句,边边角角的史料细节,再加上一点儿想象。

史料选择的偏僻即作者的视角,斜着刺入历史,想去面对的一定是当下,这是这本书再版、再被阅读依然不觉过时的原因之一。

书里有一篇文字专门写了不靠谱儿的翻译,是《飞鸟的谱系》。那里面有一段故事出自美国人威廉·亨特写的《旧中国杂记》,讲的是1837年,一个印度水手被福建巡抚的差官押解到广州,官府升堂问案要弄清他的来历。“老汤姆”在其中担任翻译。水手说着一种混合着孟加拉语、马来语等等的“水手语言”,“老汤姆”一点儿也听不懂,他拉来一个也许能比白嘴鸦多说上几句水手语的木匠,组成翻译班底。当然,他们还是只能自说自话,于是,各种语言在头顶上空横飞,却永不相撞。一种“聋子和聋子之间的对话”,却将双方引入到同一个现实平面。不要谈理解,知府大人应该是心知肚明的,可他没戳穿。“只要他说的每句话都正好是我想听的,只要他确保世界依然如故……”每个人都只去听自己想听的。

另一篇《第一眼——三寸金莲》里提到意大利导演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上世纪70年代被邀请来华拍一部名为《中国》的纪录片,结果镜头专盯着老太太的小脚,目光专横。导演实际也是一个带有翻译属性的身份,是用影像作为语言。书里点到“观看者总是倾向于肆无忌惮地行使他的权利,他所看的是他到来之前就想看到的东西,而对他不想看的东西毫无兴趣”。每个人都只去看自己想看的。

“话题进入语言、翻译的问题,就注定进入了一个怀疑论,这就是人类文化的巴别塔,你几乎无法在一个稍微严肃的知识水平上,说人与人之间可以达成完全的相互理解,更不用说是在不同的语言之间。”李敬泽写作中对历史的关照,面向的是眼下全球化的悖论。每天媒体疯狂地在不同的国家间交换信息,但我们依然处在被误解深刻分裂的世界上,达到真实的认知依然是困难的。“世界的改变在某种意义上只是表面的。我们依然没有走出古人的境遇,很多时候未必比古人高明。”李敬泽说。

引人注目的人事不过水上浮沫

翻译的位置关键,也是有趣的话题。《青鸟故事集》中“青鸟”也与此相关。汉字“译”字源出自鸟。《山海经》中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到唐代,青鸟的职责由取食变成了传信,李商隐有诗:“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按作者的说法,“这本书写的皆是此地与云外异域之间的故事,书里的人原也是西王母座前之鸟”。

但翻译始终不是耀眼的角色。领导人接见外宾,一般没人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后面的翻译身上。“这个场景其实非常有意思,哪怕是在聚光灯下,翻译也是既在场又不在现场的角色,在历史上也是这样,在中国尤其如此。”不过,李敬泽本来也不是要写聚光灯下的帝王将相和大事件。

书后的“跋”中,开头就写道:“感谢布罗代尔。”1994年,李敬泽在长江三峡的游轮上,第一次阅读到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书中的历史是在无数细节中暗自运行。“布罗代尔使我确信,那些发生在前台,被历史剧的灯光照亮的事件和人物其实并不重要,在百年、千年的尺度上,真正重要的是浩大人群在黑暗中无意识地涌动,是无数个无名人的平凡生活:他们的衣食住行,他们的信念、智慧、勇气和灵感,当然还有他们的贪婪和愚蠢。历史的面貌、历史的秘密就在这些最微小的基因中被编订,一切都由此形成,引人注目的人与事不过是水上浮沫。”

所以他想寻找那些隐没在历史的背面和角落里的人,那些小人物、影子式的人物,然后去照亮他们,成为一种在某种意义上比史书更接近真实的历史景象。但这不是学术志向,牵动李敬泽叙述动力,让他真正感兴趣的,“可能是幽暗混沌中,琢磨不定的情况下,难以看清、难以界定的状态里的人,其状况和处境的戏剧性”。

比如书里那个叫《雷利亚,雷利亚》的故事,里面有一个叫雷利亚的葡萄牙人,作者是在费尔南·门德斯·平托写的一本题为《游记》的书里发现了这个名字。雷利亚的父亲叫托梅·皮雷斯,原本是葡萄牙的使节,却被中国人认为是间谍而被捕入狱,后被发配到江苏邳县,娶了她的母亲。1542年,当平托一行人被官府扣押,身披锁链从邳县街道上走过的时候,无数双惊奇的眼睛中,雷利亚出现了。她解开紫色缎袄的袖口,露出刻在胳膊上的十字,企图寻找到自己身份的认同。一行人一看到十字就眼含热泪,双膝跪地,她发出一声葡萄牙语的欢呼:“我们的在天之父,圣名永在。”这是一个神奇的场景,一个带着自己民族记忆和基因的人流落在异国,又和自己的身份偶然相遇。

作者为这个故事提到另一本书,《早期澳门史》。在那里,皮雷斯的使命和生命都终结于一行简明的陈述:“皮雷斯及其他人于1523年9月被处死。”换句话说,依照这个版本,雷利亚根本就不会存在。但这里没有非要争执和弄清的史实不可,谁的记述有误,只取决于你愿意相信谁,是否愿意看到接下去的故事发生。李敬泽选择相信平托,“尽管他是个臭名昭著的老骗子”。因为雷利亚,她绝望的孤独击中了他。这就是他在这本书里对待历史的态度,如果没有在叠叠资料和书籍中遇见这个女人,《雷利亚,雷利亚》大概都不会被写出来。这始终是一个文学立场的表达,依然是小说家而不是像历史学家那样的叙事。

毕飞宇说:“历史究竟是怎样的,我想敬泽也许并没有多大的兴趣,虽然这些年他一直在研读二十四史。如果我的估计不算离谱,敬泽十有八九也是一个历史的怀疑论者;如果我的估计依然不算离谱,我想说,敬泽十有八九也是一个历史的审美主义者。”他的方法论不是钻故纸堆,不是考古挖掘,也不是田野调查,是什么呢?“李敬泽的历史是审美表达的历史。”

记者孙若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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