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与时间》:中国人深入理解西方思想的一个路径

 
《存在与时间》:中国人深入理解西方思想的一个路径
2017-04-18 11:05:48 /故事大全

薛巍

中国学者,很自然地就导向深层的“存在”问题、技术、虚无主义等。

《存在与时间》是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它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代表著作,出版于1927年,中译本1987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这本书的翻译难度非常大。1998年,译者之一陈嘉映在中译本修订前言中说:“《存在与时间》思想深奥,颇多费解之处,而且文字极为艰涩……书中术语不少是海德格尔生造的,书中的概念之间盘根错节,又往往利用语义或字形上的关联来做文字游戏,凡此种种,都增加了翻译的困难。”

学界认为,《存在与时间》的中译本做到了译文比较准确,而且书中一些重要概念的译名就此被确定了下来。之后,中国学者对海德格尔一直保持非常高的兴趣。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靳希平在《海德格尔研究文丛》的序言中说:“自沈有鼎、熊伟先生于1933年聆听海德格尔讲课至今,已有70多年。但是,熊先生译介海氏思想的努力真正发挥影响,却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事……海德格尔的主要著作陆续有了中文本。我国学者对海德格尔思想的研究兴趣与日俱增。据不完全统计,从1989到2007年,国内出版的海氏研究专著计45本,发表论文700多篇。”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增定专门研究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想和德国哲学,著有《尼采与柏拉图主义》《敌基督者讲稿》等书,给学生讲授过《存在与时间》一书。在接受本刊专访时,吴教授谈了中国对《存在与时间》的接受过程、海德格尔哲学对中国的意义等问题。

“被抛”“澄明”“向死而生”都已经变成中文的语汇

三联生活周刊:1987年三联书店就出版了《存在与时间》的中译本,三联书店前总经理董秀玉女士说,《存在与时间》当年发行了7万册,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发行了10万册。请问吴老师印象中《存在与时间》中译本有何影响?

吴增定:熊伟先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已经翻译了《存在与时间》的一部分,一些基本的译名都是熊伟生定下来的,但有些译名陈嘉映老师他们后来也没用,比如熊伟当年把Dasein译为“亲在”,后来陈老师他们翻译成“此在”。我觉得这两种译法都行,因为我对翻译的要求,基本上就是约定俗成,因为中文里不可能找到任何一个词跟原文严丝合缝,所以它的准确意思需要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地澄清和丰富,不可能通过一个译名一劳永逸地解决。

《存在与时间》的中译本给当时的中国人全面、准确、深入地理解西方思想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路径。海德格尔的翻译本身就是一个大问题。海德格尔自己说过跟黑格尔类似的话,大意是德语跟哲学最亲近,所以他会觉得,把他的著作翻译成中文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我们这些人是非常感激三联的译本的,这是我们最初进入海德格尔哲学的门径,而且这个译本确定了海德格尔哲学的主要译名,书中的很多译名,像“此在”“被抛”“烦”“澄明”“向死而生”等,都已经变成我们中文的哲学和思想语汇了,我们今天用起来并没有什么违和感,没觉得这些是纯粹西方哲学的概念,大家觉得很自然、很贴切。

这个译本的影响远远不只是在哲学界,据我所知在其他的人文科学,如文学、历史,甚至有一些做社会理论的,都受其影响。对艺术评论领域,海德格尔最大的一个贡献就是拓展了“真理”的含义。我们以前认为真理是科学、认识论的专利,但海德格尔认为,在艺术和审美之中才有真正意义上的真理。我们可以谈论艺术的真理,这当然不是说艺术作品是真的还是假的,而是说一个艺术作品的意义能否充分地揭示出来。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对《存在与时间》一书的接受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吴增定:就《存在与时间》在中国的接受来说,一开始大多数读者把它当成存在主义思潮的一部分。这大概跟20世纪80年代那种追求人性自由、人性解放的思想氛围有关,大家认为把存在或生存理解成个人的自由选择。现在看来,当时中国人对《存在与时间》的接受是有一点错位的。因为在《存在与时间》里,海德格尔恰恰批评了所谓的主体性、个人自由、人性解放这些现代性的价值。但在80年代的特定语境之下,大多数读者觉得海德格尔跟萨特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随着海德格尔其他著作的不断翻译和引进,再加上国内研究的不断深入,海德格尔的整体思想形象就变得越来越完整和丰富了,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孙周兴老师的博士论文《说不可说之神秘》和张祥龙老师的《海德格尔与中国天道》等。我们会发现,海德格尔的思想和问题意识并不限于《存在与时间》。

三联生活周刊:有人说,萨特只是海德格尔的注脚。你如何理解海德格尔与萨特的关系?

吴增定:也不能这么说。萨特哲学有自己独立的问题意识和思想意义。但萨特对海德格尔的继承和接受的确是有选择性的,他把海德格尔的问题完全倒向人的生存、实际的选择之类的问题。萨特当时的语境是“二战”后造反的一代,他对于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化做了反思和批评,所以他特别强调海德格尔哲学中的生存性的这一面,认为人的生存就是选择,可能性高于现实性,生存先于本质,人没有一个固定的本质。但这些只是海德格尔哲学的一个出发点。海德格尔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思想考虑,他关心的是最根本的问题,是西方形而上学或者哲学的根本问题,甚至是西方文明的核心问题。海德格尔哲学的前提是“存在论的区分”,也就是“存在”和“存在者”的区分。他的意思就是说,“存在”本身是不可名状的,不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具体的“存在者”或对象。但是他认为整个西方哲学的传统,实际上都是要把“存在”给实在化或对象化,变成上帝,变成绝对真理之类的“存在者”,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完全把握它。而海德格尔认为,我们要想理解存在,必须要从人的实际生存开始;“存在”不可能被当成一个实际的对象,就像人的生存一样的,人的本质就是“存在”,也就是说,人没有一个确定的本质。人都面向将来,面向自己的终结而存在,是一种纯粹的可能性。萨特截取了关于人的生存这一部分,他基本上是把海德格尔关于存在的思考、比较偏形而上学的那一面给略过去了。海德格尔哲学中的确包含了对于人的实际生存的思考,但这不是他的《存在与时间》的全部内容,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内容。

无根的现代理性主义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哲学一直在倒退,他对西方文明的看法比较悲观?

吴增定:对。尤其是在晚年谈到西方和非西方的时候,他认为,东方式的思想,如老子或者道家,不会追求一种确定不变的东西。比如说,老子的道是不可言说,无名无状,人就在道中,但是你又不可能把道完全固定下来。但是西方哲学就是从古希腊开始,就觉得“存在”是一种永恒不变的“存在者”,哲学的目的就是要认识它、找到它。找到这个不变的本质之后,我们就能够理解人本身,理解整个世界,并且最终控制和主宰世界。所以海德格尔晚年认为,这就是现代西方技术社会的思想根源。技术的本质就是,我们先把世界认识清楚,然后我们就能够控制它。

“一战”之后,西方现代文明遇到了一个重大危机,也就是对于现代理性主义的深刻怀疑。自18世纪以来,西方人觉得可以通过理性和科学技术认识这个世界,并且建立一个理性的社会政治秩序,达到康德所说的“永久和平”。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给这种信心造成巨大的冲击。这就是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思想背景。海德格尔提出了这样的质疑:这种现代的理性主义哲学能否真正地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存在与时间》的结论是,现代理性主义作为现代文明的哲学基础,本身是没有根的,因为人的理性认识根植于人的具体生存情绪,如焦虑等。

我们可以把海德格尔跟他的老师胡塞尔做一个比较。胡塞尔对现代理性主义的文明也不太满意,但他考虑的是,能否改进和完善它?胡塞尔希望建立一种真正彻底的理性主义哲学,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把哲学变成一种“严格科学”。海德格尔在这一点上坚决抛弃了他的老师的努力。他认为我们必须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思考问题,就是说,世界难道真的像我们想象那样合乎理性的吗?我们真的可以按照这种现代理性去发现世界,把世界认识清楚,然后改造和控制它?胡塞尔认为西方文明的危机是由于西方忘记了这种理性主义哲学。但海德格尔认为,西方文明的危机恰恰是这种理性主义的哲学造成的。

三联生活周刊:《存在与时间》被认为是一部未完成的书,它只是海德格尔本来计划的一部分。如何理解它的不完整性?

吴增定: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的确没有写完。至于为什么没有写完,一般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这是偶然的中断,因为海德格尔当时要评教授,所以他就把这本书第一部分的前两卷,也就是已经写好的部分,先拿出来发表。但是等这本书正式发表之后,他自己的想法变了,不太想发表剩下的部分。海德格尔自己也是这么说的。当然,从他后来发表的著作来看,《存在与时间》的确是有后续的部分,比如《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现象学的基本问题》等,都可以说是延续《存在与时间》的写作计划和思想意图。

但也有另一种说法。有些学者就认为,《存在与时间》的写作计划本身就很难完成,这不是外在的原因,而是有内在的原因。海德格尔原本是想通过对人的生存分析来澄清“存在”的意义问题。但是,《存在与时间》最终达到的结论是澄清了人的存在的意义,也就是“时间性”。它并没有通过对人的生存或存在的分析,最终达到关于“存在”问题的理解。所以海德格尔后来有一个明显的思想转变。他看到了《存在与时间》的思想道路是行不通的,因为这仍然是从人或主体性出发去思考“存在”,跟他所批评的整个现代理性主义哲学没有根本区别,所以他后期实际上放弃了这条思路。

三联生活周刊:海德格尔的哲学分前期和后期,但前期的一些术语好像一直被他沿用。他前期和后期有何区别?

吴增定:他后期的术语更加诗意一些。他前期也造了不少词,但前期的术语多多少少还是符合哲学传统的。但他后期有意避免使用传统哲学的术语,因为他认为,“语言是存在之家”。一旦你使用了传统哲学的语言,那就意味着你的思考就被框在传统哲学的思想系统之中了。所以后期他有意避免使用传统的哲学词汇。

三联生活周刊:海德格尔对西方文明的批判,在《存在与时间》之后,是不是一以贯之的?

吴增定:对,越到后期越极端、越深入。因为《存在与时间》主要批评对象还是现代西方文明,具体来讲就是笛卡儿以来的现代理性主义哲学,现代的认识论和思想体系。他认为现代理性主义实际上把人简单地理解成抽象的认知主体,而没有认识到人实际的生存状态,人在这个世界中的具体生存,比如说使用工具、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等,总之,人的存在是在一个具体的社会世界之中存在。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虽然也提到了西方哲学从柏拉图以来“对存在的遗忘”,但总体来说,他的批评对象仍然集中在现代理性主义哲学。而到20世纪30年代之后,海德格尔把这种批评推进到了包括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康德在内的整个西方哲学传统。他认为西方哲学传统的核心就是形而上学,而形而上学的根本问题是没有区分“存在”和“存在者”,把“存在”变成一种实在的对象或“存在者”。

海德格尔后期把现代世界的危机称为虚无主义。他说的虚无主义不是一个道德的危机,不是说我们的生活丧失了道德基础,甚至也不是尼采意义上的价值危机,比如说没有最后的信仰依靠,“上帝死了”等等。他说的虚无主义危机是整个现代文明作为技术时代的危机。因为技术的本质首先是把“存在”变成了某种可认识的对象、可理解的“存在者”,然后是征服和控制它。技术就像电脑的格式化一样,把所有的一切都格式化了。这样一来,人的生存世界就没有了任何神秘性,没有任何意义的来源。海德格尔说,在技术时代,诸神为什么一定会逃走?因为诸神一定要待在一个人不能触及的地方。以前我们都觉得月亮上有嫦娥,所以有许多跟月亮相关的诗和艺术,但是现在你清楚地知道月亮就是人可以登上去的一个星球,那样嫦娥就没法待在里面了。以前希腊人觉得奥林匹亚山上有宙斯和其他诸神,现在人可以轻松地爬上去,诸神自然就不能待在奥林匹亚山上了。但是海德格尔说,人的生存一定是以某种人不能触及的、幽暗的、遮蔽的、不显露的领域作为前提,并且被它所牵引。这是海德格尔后期一个听起来比较悬乎的思想,也是他比较接近道家的地方。道家一直认为技术是不能够通达“道”的。这也是海德格尔后期比较喜欢道家的原因之一。

在最深的层次上,海德格尔后期思想迫使我们思考技术时代人类生存的许多重大问题。因为在技术时代人面临的不只是诸神的逃离,而且还有与我们具体生活密切相关的重要伦理道德问题。海德格尔会问我们,是否有一个人类无法把握和控制的领域?他在后期认为,“存在”就是一切思想的源头,我们要始终对它保持敬畏。存在虽然是我们的思想无法触及的,但我们的思想本身都来自于它的馈赠。

中国的“海学”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现在中国学者研究海德格尔,是否已经形成了中国的“海学”?

吴增定:我觉得中国的“海学”应该是已经形成了,至少自觉意识非常强。事实上,这种自觉意识在20世纪80年代就非常强,“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这套书就是一个典型。也就是说,中国学者一方面立足于西学内部的专业学术研究,理解它的基本问题和脉络,另一方面也尽可能把西学研究变成中国自身的思想资源。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中国的海德格尔研究做得非常好。比如说,《存在与时间》的中文翻译就贯穿了这种自觉意识。这些译名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对于海德格尔和整个西方哲学的理解和吸收。而且中国的海德格尔研究,虽然一开始集中于《存在与时间》,但后来很多学者转向他的后期思想,尤其是他的后期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传统的亲近性。再比如,海德格尔跟纳粹的牵连、他的反犹主义等问题,在西方学术界和思想界现在非常火爆,而中国学者虽然也关心这些问题,但没有把它们当成海德格尔思想的最重要问题。

海德格尔对中国学者的主要意义,首先是他为我们理解西方哲学传统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参照。我们以前都自觉不自觉地认为西方文明是从一个光明到另一个光明,从一个进步到另一个进步:古希腊是起点,现代是终点。但是海德格尔提供了一个相反的思想图景。他会认为,在前苏格拉底的时代,那个时候的希腊人、西方人对于“存在”的理解,或许更真实、更深入,而现代文明却遗忘了这种对于“存在”的思想体验。

再者,海德格尔对于我们理解中国自己的思想传统也非常有意义。比如以前我们都是用西方哲学或形而上学的框架理解中国思想。所以,我们一直都怀疑,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哲学,有没有科学,有没有认识论、形而上学。我们理解自己的思想传统时很苦恼。我们觉得中国思想有一部分是伦理学,有一部分是形而上学,但无论怎样解释都不符合西方意义的哲学,也就是形而上学。但通过海德格尔的眼光,我们会觉得西方形而上学本身或许就是有问题的,我们不需要以它为前提和标准来理解和解释中国思想,不需要削足适履地迎合某种西方哲学流派或体系。

三联生活周刊:在英美国家,分析哲学比较强势,但现在好像也有人能接受海德格尔的哲学。

吴增定:对,英美世界还是有不少人严肃地对待海德格尔,尤其是美国。比如最近十几年一个比较有名的学者叫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Dreyfus)。他极力反对对海德格尔简单地做道德、政治批判,而是要肯定和恢复海德格尔哲学本身的价值。他的思考主要是针对今天的人工智能。海德格尔给他很多启发,其中之一就是人跟电脑的区别。人是在一个具体的意义世界里理解一切,而不是像电脑那样单纯地计算。我们为什么能够理解一件艺术作品,理解他人,就是因为我们本来就在一个具体的意义世界里生存。这个意义世界从传统继承下来的,而我们又不断地对它进行再创造。这个意义世界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我们的一种本能性的知识。

不过英美的研究者主要都是针对海德格尔的前期哲学,而且他们比较倾向于从实践哲学、人生哲学的维度来解释《存在与时间》。不像中国学者,很自然地就导向深层的“存在”问题、技术、虚无主义等。而在德国,可能是因为纳粹事件,大家现在对海德格尔普遍比较排斥。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增定

《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初版,迄今已销售近30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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