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与罚：三个越狱犯的人生轨迹
来源: 三联生活周刊 14年第38期
高玉伦：最后的抓捕
9月11日15点，最后一名逃犯高玉伦的家，黑龙江延寿县万宝村北安屯像一张绷到极致的弓，一触即发却还保持着表面上的平静——老黄牛带着小牛在门前路边吃着草料，嘎嘎叫的大白鹅踱着八字步四处找食，偶有两三个村民在路边交头接耳地议论，见到进村的陌生人，迅速收拾起邻里之间的热络，默默散开，眼神躲闪，一问三不知。
一个“城里人”打扮、大脑袋的健硕中年男子牵着一条铁链拴着的狼狗在村里逡巡，正午的烈日下，狼狗有点无精打采。然而，与本刊记者擦肩而过时，男子仍不忘用急促的口吻叮嘱一句：“这狗厉害着呢，离远点。”
院门大开的人家里人头攒动，打声招呼，出来的不是身着警服的年轻警察就是便衣。村民说，凡是当年高玉伦杀人事件在场并做过证的人，在得知高玉伦越狱的消息后纷纷借宿外村亲戚家，现在，这些人家中住的大部分都是警察。有村民指着高玉伦家院外各个方位的摄像头说：“这都是逃狱后新安的，村里到处都是。”
9月2日凌晨4时19分，只带着脚链的高玉伦从监舍走出，为他打开门的是看守所的管教段宝仁。在央视随后公布的看守所内的监控视频记录了这场异常顺利的越狱：1.5米宽的走廊上，段宝仁走在前面，不时揉眼，似乎刚睡醒，高玉伦跟在段宝仁身后，边走边交谈些什么，还回望了一下敞开门的监舍。约6分钟后，王大民和李海伟偷偷溜出监舍。4时29分，高玉伦在值班室内与段宝仁交谈时，乘其不备从身后紧勒住其脖子。就在段宝仁挣扎之际，王大民和李海伟冲进了值班室帮忙。几分钟后，段宝仁停止了呼吸。高玉伦随后找到钥匙，打开了脚链。他换上一身浅蓝色长袖警服，配深色长裤深色鞋，和同样换了警服的王大民和李海伟走出看守所大门。他们在看守所大门四处张望了一会，随后大步走出，直到听到门外岗哨的鸣枪示警，才开始迅速逃跑。
9月3日20时15分许，李海伟被参与搜捕的村民和民警在玉山村黄家屯擒获；9月4日零时50分许，王大民在延寿县青川乡新胜村被擒获。两个逃犯被擒获的地点，正是回家方向。
9月11日傍晚，就在本刊记者进入被害人李德玉家准备采访时，17点20分左右，一辆快速开来的警车“吱”一声停在院门口，一位手拿对讲机的警察下车走进院，一脸淡定地说，“抓着了！”五六个年轻警察从李德玉家冲出来，脸上是抑制不住的惊喜，“终于可以回家了！”因为高玉伦三人的越狱，他们已经10天没睡过安稳觉。有人提醒了一句：“再问问，是真的抓着了吗？”那警察拿着对讲机又问了一次，对方回复：“抓着了高玉伦，在西王家屯抓的。”
西王家屯距离北安屯12公里左右，距延寿县看守所直线距离约有30多公里。高玉伦四弟的女儿，也就是高玉伦的侄女高宜嫁到那里。多位村民称，高宜素来与这位二大爷亲厚，而高玉伦对她也是格外照顾，“当女儿一样看待”。高宜出嫁后常带着丈夫涂建国（化名）来看望二大爷，三人喝酒聊天气氛融洽。高玉伦妻子自杀后，高宜还前往万宝村照料他的饮食起居，为他拆洗被褥和衣物。
高玉伦被抓后不到5分钟的时间里，所有警察，警车迅速撤离北安屯。原本躲在各处的村民们纷纷涌出来互相确认消息，然后回家，干活。一阵喧嚣后，北安屯又恢复了往日的寂静。
三条东西向、两米宽的石板路基本奠定了北安屯“四道街”的格局，清一色的一层小平房独门独院分布在石板路两边。半人高的玉米地和低矮的水稻田交错分布，将北安屯和前后屯子分隔开来。
高玉伦家住在第四道街的村西头，被害人李德玉住在头道街村东头偏中间，出事地点王凤军家正好夹在两家之间。
比起网络上“当过兵、跑过山、有驾照、具备反侦查能力”的诸多传言，母亲冯桂兰关于高玉伦的回忆却十分平淡。
只读了7年书，18岁的高玉伦就把精力全放在了家里的40亩地上。他唯一会开的车，是家中后来为种地添置的手扶拖拉机。至于“跑山”，其实也就是“上山采采蘑菇，套套兔子、野鸡”，不会留宿山中。
村里人对高玉伦的印象，分为截然相反的两种。一部分人认为他脾气暴躁，尤其是喝酒后，一言不合就容易发生争执，同时，夫妻感情不好，经常酒后打骂妻子。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高玉伦为人还不错，性格开朗，孝顺父母，照顾兄弟姐妹。
高玉伦家兄弟四人，还有一个妹妹。高玉伦20岁时，父亲患癌症去世，因为大哥高玉昆在大连打工，高玉伦俨然成了家中长子。据他的弟弟妹妹描述，此后数十年，二哥也乐于在家庭中扮演家长的角色。逢年过节，他总会招呼弟妹前来家中团聚。逢到在辽宁打工的三弟高玉山回家，白天一起吃饭喝酒，夜晚就和他躺在一张炕上，兄弟二人谈起婚事，他总会多叮嘱几句，希望40多岁的弟弟早日结婚成家。
冯桂兰说，高玉伦孝顺。出事前的最后一个秋天，高玉伦领着她到距离青川不远的尚志市，一口气儿给73岁的她买了四五套衣服。冯桂兰埋怨儿子“乱花钱”，高玉伦问：“妈，你知道今天啥日子吗？母亲节啊。（注：原话如此）”冯桂兰说，这是她第一次听说母亲节。
“东北人好喝个酒，高玉伦至少有七八两的量。至于夫妻之间，为点鸡毛蒜皮的事吵个嘴很正常。”北安屯屯长刘忠性格直爽，曾和高玉伦住过东西院，他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高玉伦是个讲究人，村里的红白喜事，他都会到场，朋友对他再好，他也不占人便宜。”
和刘忠持同样看法的还有万宝村村长孙茂兴，40岁左右的孙茂兴是保山屯人，在外做生意十几年，去年10月份回到万宝村任村长。高玉伦的表妹、舅舅都住在保山屯，所以高玉伦跟保山屯的村民素有来往，这其中就包括孙茂兴。在孙茂兴记忆中，高玉伦1998年曾当过北安屯屯长，智商不低，会处哥们感情。“以前跟我们村的人一起抓鱼，喝酒，关系融洽。”
孙茂兴对李德玉的评价也不错：“1995还是1996年也当过屯长，性格外向，人缘好。”
孙茂兴告诉本刊记者，2013年12月4日，王凤军家摆宴吃杀猪菜，也邀请了他，他有事没去。17点多，他接到刘忠电话，说：“出事了，高玉伦把李德玉攮了。”等孙茂兴赶去，李德玉已经不行了。
根据高玉伦母亲冯桂兰的描述，争执起因大约是李德玉说要给女儿在城里买房子，高玉伦称也要在城里给儿子买，说到谁家更有能力，两人争执不下，然后高玉伦就拿刀捅了李德玉。
刘忠是当事人之一，却像其他参加了这场宴会的村民一样，并不愿意详细描述事发前后的经过，只是推托说：“吃完饭，我们都走了，剩下高玉伦、李德玉以及其他三四个人还在喝酒。”关于争执起因，他闭口不言，只是补充了一句：“吵起来后，高玉伦在地上找刀，李德玉自己把刀递给了高玉伦。”
一再追问下，刘忠才承认，这场看似动机单纯的杀人案，甚至连同高玉伦妻子2009年的自杀，其实都与男女关系有关。
冯桂兰将儿媳的自杀归因于夫妻为琐事吵架，性格内向的儿媳一时想不开，便喝了农药自杀。而根据知情人讲述，高玉伦妻子自杀前，村里关于她和李德玉有暧昧关系的传言不断，有人斩钉截铁地认定有，有人则半信半疑，这些传言高玉伦都知道。高玉伦邻居大嫂说，在高玉伦儿子结婚前半年，因为夫妻感情不和，高玉伦的妻子一直都住在娘家，直到儿子结婚前一天才搬回家住。
妻子死后，高玉伦的儿子和媳妇搬到县城打工，家里就剩下高玉伦和母亲冯桂兰。很长一段时间，高玉伦的情绪都很异常，唉声叹气，脸上没笑容，话也比以前少了。
后来的几年，冯桂兰曾四处给高玉伦张罗找对象，但被高玉伦果断回绝。冯桂兰说，问他原因，他头都不抬：“一个老娘们就够了，再找了干啥，麻烦。”
他曾对母亲说，这几年要好好的，种几亩地，不闹饥荒（欠债），给儿子留点钱，这辈子就值了。
谁也说不清为什么高玉伦在忍了6年后会将刀捅向李德玉。村民间普遍的说法是：眼看着自己家妻离子散，而别人家尤其是李德玉家过得红火热闹，高玉伦本来就心理不平衡。酒席上喝了酒，多年的怨恨被仇家拿话一激，就爆发了。
高玉伦杀警脱逃前，冯桂兰因为脑梗，已经在柳河镇卫生院住了10天院，得知儿子逃狱，她又气又急：“成宿睡不着觉，心里一直咯噔咯噔。”高玉伦被抓后，高宜给她打电话，“连哭带嚎”，冯桂兰反倒劝说她：“你二大爷最后跟你见一面，吃顿饭，够了。”她还在电话中冷静地叮嘱大儿子：“咱不恨（涂家），他（高玉伦）犯了事儿。你得回来收尸。”
有人询问冯桂兰，这些天有没有担心二儿子，她才放松情绪，叹气掉泪说：“10天光景，担心他上哪儿吃饭，啃点苞米，还冷，寻思多了。现在抓了，就不寻思了。”“天下父母心，只要能替，我替他受罪。”冯桂兰说。
王大民：渐行渐远的兄弟
越狱前，今年35岁的王大民已经先后四次进了看守所、监狱，前前后后加起来已有十二三年，哥哥王大军苦笑着告诉本刊记者：“他没有信儿的时候就是最好的消息，一听着信儿，基本就是又被抓了。”犯事被抓，对王大民和家人来说，都有点习以为常了。不过，这次的越狱和他当年第一次被抓去劳教一样，仍然让家人猝不及防。
说起多次入狱的王大民，远房叔叔又气又恨又伤心
第一次劳教，王大民只有十七八岁。在此之前，他给家人和村民留下的印象都很好，同村的邻居告诉本刊记者：“以前王大民长得挺精神，说话慢声细调的，见人就打招呼，能说会道，后来不知道怎么就学坏了，要是能像他哥就好了，踏实本分地过日子。”
王大民怎么就学坏了？这个问题也让他的家人十分困惑。在王大军眼里，比他小3岁的弟弟以前是个很好的孩子。“老实，胆小，听话，从来没跟别人打过架吵过嘴。我爸当时包了百八十亩地，家里活儿多，他也帮着干活。他念到初二就辍学了，那时候我还在上初三。他不愿意种地，就在村里做点小买卖，倒腾点雪糕，收点废品卖，一天能挣八九块钱，多的时候能挣十几块，对一个小孩来说很不错了，一个大人每天也才挣二三十块钱。”王大军说，当时村里做小生意的人还很少，王大民不过是个十几岁的孩子，能想着做点小买卖，还做得不错，家里人对此很高兴，王大军也认为弟弟头脑很聪明。在家待了一年多后，王大民跟家里人提出来要出去打工。“那时候我们家的河套地老是被水淹，收成不好，欠了别人很多债，他不愿意在家种地，也不能一辈子在村里卖雪糕，说想出去闯闯，挣点大钱，家里就同意了。”王大军说。
十六七岁的王大民离开家乡延寿县和平村，去了200公里外的哈尔滨，在餐馆当服务员。王大军回忆说：“他开始出去的时候挺好的，总往家里打电话，那会儿电话不方便，我们还要跑去别人家听电话。他半年左右回一次家，给家里人买衣服，还给家里带过钱，人也挺胖的，精神着呢，不像现在这么瘦，家里人对他也都放心。”出去打工一年多后，王大民开始跟家里要钱。“他说要去黑大（黑龙江大学）上学，学汽车维修，家里就给他出。有一回我爸卖粮食的两三千块钱一下子都给他拿走了。”
在家人原本的设想里，王大民在哈尔滨过着本分又上进的生活，一边在餐馆打工，一边在学校学技术，前途虽然谈不上一片光明，踏实过好自己的日子肯定不成问题。所以，当听到他要被送去劳教的消息，无异于晴天霹雳，当年具体的细节，王大军已经记不清楚。“可能是因为跟着朋友一起打架，也可能是因为跟朋友一块偷东西，反正劳教了几个月放出来了，他在家待了一段，又回哈尔滨了。”
此时，王大军已经在家乡娶妻成家，他没有别的技能，跟着父亲一起种地，生活负担沉重，对于远在哈尔滨的弟弟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朋友圈、发生了什么变化都没有更多了解。“平时也会跟家里联系，见了人还有说有笑的，真没觉得有什么不同。”王大军说。
而王家在村里的一个亲戚悄悄告诉我们，当年王大民曾跟家里闹过不小的矛盾。“那时候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他看中了，但是他们家饥荒（欠债）太多，种地没有收成，他哥前两年才盖了房子娶了媳妇，家里没有钱给他娶媳妇。他爹妈没办法，就说没相中那家姑娘，王大民因为这件事很灰心，觉得没什么希望，连媳妇都娶不上，又出去了，也不太听家里管教了。当年他要是在村里成了家，说不定能好点，踏踏实实过日子，不会像现在这样。”
劳教后一两年，王大民又犯法了，这次他被关进了哈尔滨的亚沟监狱，判了两年有期徒刑。
王大军仍旧不清楚他的犯罪原因。“两年时间我去看了他三次，一次是自己去的，一次带着孩子去的，还有一次带着我妈去看他。那时候我妈得了癌症，已经快不行了，我们跟他好话都说尽了，让他出来后好好做人，别跟社会上的朋友混在一起，看完他回来一个多月，我妈就去世了。”王大军告诉我们，两年刑满释放后，王大民同样回老家待了几天后离开，一年多后，他第三次违法被抓，又在五大连池市的华山监狱坐了9年牢。
“真是越蹲监狱越坏。这次他跟我们说自己是被朋友陷害了，朋友把所有罪名都推给他。他不觉得是自己违法了，反倒说自己点儿背、运气不好被抓到了。打电话要钱，有时候说要花钱减刑，我们也不知道真假。”王大军的妻子张小凤对本刊记者说，家里只有两垧多地，要养两个孩子，要帮王大民的父亲还债。即使如此，他们还是会给王大民寄钱，只是“他要2000元的时候我们就给1000元，多的时候也给过1500元，钱打给狱警，到他手里有多少我们也不知道。有一年他哥打电话说要去看看他，他就在电话里说，别来了，在里面挺好的，来看他还不如把路费钱省下来给他，我们就没去，把钱给他邮过去了”。
张小凤说，在监狱里的第七还是第八年，王大民还因为要钱跟她起过冲突。“那年过年前我们刚给他打了钱，正月里他又打电话要，他哥就想出去借钱邮给他，我不同意，跟他哥吵了一架。他哥给他打电话，说因为要钱家里都吵起来了，他当时听了说‘哥嫂你们别吵了，我不要钱了’，可是第二天又打来电话骂我。每次他打电话来除了要钱没有别的事儿，从来不问家里怎么样。”张小凤说，“生气归生气，我们也不能不管他。”
2012年9月，王大民再次刑满释放，从监狱出来后先去找了在外地打工的父亲，12月份回到村子里，在王大军家过年，前后住了一个多月。这次，王大军和张小凤开始觉得王大民跟以前不一样了。“前两次回来都挺好的，跟以前一样能说能笑的，可是这次回来，性格一下变了，不爱说话，也不怎么笑，村里人跟他说话打招呼他也不理，连看人的眼神都变了，斜着眼睛看人，跟有仇似的。”张小凤说。
尽管兄弟俩多年未见，王大军仍不太愿意跟弟弟交流，也不爱听他聊监狱里的事，张小凤说她偶尔会跟他聊聊。“他说在监狱里常看电视，还斗地主，给狱警100块钱，没人检查时候，几个人就围成一圈打牌，用身体挡住摄像头。他还在监狱里养了只猫。回来后他经常躺在地炕上往监狱里打电话瞎聊，他哥就很生气，斥责过他几回，不让他跟里面的人联系。有一回，他们哥俩喝了点酒，我们就跟王大民说，这回出来可别再往里进了，30多岁还年轻，以后娶个媳妇好好过日子。他答应得好好的，说在里面待够了，可转身出了门，他一听那些朋友忽悠，就什么都忘了。”
兄弟俩谈过没多久，王大民对哥嫂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早些年村里的土地很便宜地卖了，地价贵了后大家都开始找当年买地的人要些补偿。我爸的百十亩地当年才卖了3万块钱，大民就去找买我们家地的人要回了8万块钱。本来说好了，钱拿到后，先把我爸那3万多块钱的债还了，剩的钱我一分不要，给他留着以后生活，做点生意或者干点啥也好。”王大军说，结果钱到手后，王大民只还了一半的外债，剩下的钱怎么都不同意还债。“我们好说歹说也不行，他甚至都没敢把钱拿回家，不信任我们，钱就放在一个朋友那里，回家还跟我们横起来，数落我们当初不管他，说他在监狱里我们不给他钱，反正就觉得大家都对不起他。”张小凤说，她一气之下回了娘家，王大民跟王大军一起去求她回来。“王大民来劝我的时候说得特别好，说没有家庭温暖的孩子可怜，容易走上犯罪道路，说家里有他一个人坐牢就够了，不能再影响到下一代，还答应把剩下的债也还了。结果我一回来，他就又变脸了。我们想，他不还就不还，我们慢慢还呗，钱他自己留着以后还能干点啥。”张小凤说。
可是得了好处的王大民又动起别的念头。“我叔家里的地当年也便宜卖了，他想着去帮人把钱要回来，自己再分一点。过年前，他去要了一回，没要到。过完年后，他就到山东去了，没再联系我们。正月初三四，我听说他找了些朋友去找买地那家人要钱，把人家的家给砸了，家里住的老太太，本来有心脏病，被他们这么一惊吓，住了两个月的院，死了，人家就报案了。”王大军说。
于是，2013年9月，王大民被警察从山东抓回来，进了延寿县看守所。这回，王大军彻底失望了，没有去看守所看他，也没再给他送钱。“他在里面给我打过电话，让我去山东帮他取回东西，我没去。他又说银行卡在六团镇派出所所长手里，让我去给他拿回来。我去要，所长说案子还没结，不能给我，现在卡在谁手里我也不知道。他在看守所老实待了一年，没想到现在整出这么大的事儿来。”说起弟弟，王大军又气又恨又心疼，在家哭了好几天。
李海伟的父亲跟孙子感情很深，李海伟越狱的事一直瞒着孩子
“我是真不知道他为啥要跑，估计又是被狱友忽悠了，他没那本事，逃出去两天就给抓回来，跑啥啊，心里一点谱儿都没有。”他说。
李海伟：被忽略的诉求
在青川乡北顺村见到李海伟的二姑父王耀东时，他和李海伟的父亲李军海刚从哈尔滨赶回来。9月13日一大早，他们坐班车赶到哈尔滨，带着请求给李海伟做精神鉴定的申请，辗转于黑龙江省公安厅、哈尔滨市公安局、哈尔滨市检察院，最终无功而返。
“人家说了，你是精神病还能知道逃狱？”王耀东对本刊记者说，就因为李海伟精神不正常，才逃狱。“他不是死刑犯，逃狱不是罪加一等吗？”王耀东得过小儿麻痹症，左腿残疾，要借助拐棍行走。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的他如今在北顺村开了家诊所，在村里有一定威望。李海伟出事后，他成为这个家族的主心骨。
李海伟家在延寿县东北方向的六团镇奎兴村，这是一个开满波斯菊和各种野花、风景宜人的宁静乡村。正是秋收季节，从县城到奎兴村，沿路要经过绿油油的苞谷地和金灿灿的稻田，以及一条静谧的杨林小道。曾经，李军海和儿子行走在这条道路上，曾怀揣对幸福生活的渴望，而现在和可以想象的将来，年近60岁的李军海将无数次踏上这条路，种地、收庄稼、为儿子争取精神鉴定的权利、看望并抚养在县城跟随前儿媳生活的孙子，承担起本该由儿子承担的家庭责任。
李海伟原名李宏伟，办理身份证时因为户籍警的一个随意，被登记为李海伟，就此改了名字。村口小卖店的老板是看着李海伟长大的，在他印象中，小时候的李海伟听话、懂事、乖巧。李军海说，儿子五六岁时，4个苹果要送给奶奶2个。李海伟在六团中学念到初二，因为学习成绩不好，辍学回家务农。
屯长赵迎东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结婚前李海伟挺好的，别看他瘦，干农活‘嗖嗖’的，顾家、能干、能挣钱。”
李家住的是原来学校的草房，2003年，老房子需要重新修建，18岁的李海伟利用农闲在北京打工，挣了3500块钱，“自己只花了200多块，剩下的全部拿回家里用来盖房”。2005年盖房子时候，正逢李海伟的妈妈得了癌症，李海伟除了帮父亲和泥盖房子，还要做饭、照顾母亲。在采访中，李军海不忘念叨儿子曾经的好，咧嘴时却露出被儿子打掉门牙的空洞。
李海伟23岁时候，经人介绍认识了外村的王玲（化名）。婚后第二年，儿子出生。
“结婚头一两年，对我特别好，干农活、顾家。孩子3岁后，他对我就跟以前不一样了。”王玲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李海伟的这种改变并不是因为夫妻时间长了，而是因为李海伟“不正常”。“本来正说一个事情，一两句后，他就扯到其他事情上了，而且不知道在说什么。有一次吵架，他突然说‘人都死了，还跟家里作’。后来才明白过来，他说的是他妈。他爸爸稍微管管他，他就骂，甚至动手打，有一次打掉了他爸爸两颗门牙。”
“李海伟有家族精神病史。他的姥姥、妈妈精神都不正常。”李海伟的二姑这样告诉本刊记者，李海伟的姥姥跟人聊天，头三分钟还能正常说话，说着说着就开始胡言乱语，而李海伟的母亲是在结婚两年后，开始变得不正常。“嫂子好花钱，我哥说她，别乱花钱，过日子仔细点。她就说我哥管他，拿东西打人，暖壶、菜刀，不要命地打。自家的鹅，放到别人家的地里，吃了黄豆，邻居埋怨几句，她就跟人家吵，今天吵完了，明天还找人吵，没完没了。她还在炒菜锅里洗衣服。”
即使有种种疑问，但是因为李海伟的姥姥和妈妈从来没做过精神鉴定，因此并没有证据能佐证李海伟的家族精神病史。而李军海也从没想过带儿子去做精神鉴定，李军海四兄妹，他是老大。“李海伟爷爷得肝硬化时花了不少钱，五分利借的钱治病。分家时候，大哥背了全部的饥荒（债务）。”李海伟二姑说，后来李海伟妈妈得癌症、盖房，都借了不少钱。“对我们庄户人来说，不得该死的病就不会去医院看。”
王耀东说，夫妻感情不合又进一步加重了李海伟的病情。2010年左右，李军海因为患出血热在哈医大住院，王耀东去哈尔滨看望，临走时，李海伟跟他诉说苦恼。“他说媳妇看他不顺眼，咋做咋不对。他在地里干完活宁肯在地头待着，也不愿意回家。他还说，两口子过夫妻生活，媳妇提出100块钱一次。”
李海伟不正常的行为随着时间推移变本加厉。“秋收卖了粮，李海伟拿了钱不帮家里还债，瞎造，一副过了今天不要明天的样子。在村口小商店买刮刮奖，一买好几百，买完了一张张在那里刮。”赵迎东说，“李海伟还偷他爹的苞米卖，他爹不让他卖，他开着苞米机来回压。”
“刚开始他还给我跟孩子钱花，到后来，一分钱不给。”王玲说，离婚的导火索源于儿子到了上学的年龄，她找李海伟要钱，李海伟不给，并说：“有钱上，没钱不上。”“他骂我、打我，为着孩子和这个家，我都忍了。但是孩子不能不上学。”觉得指望不上丈夫，王玲带着儿子住到县城，靠在幼儿园上晚班和做钟点工维持生计。
2013年，王玲提出离婚，虽然李海伟不同意，但在王玲的坚持下，两人最终协议离婚，孩子归李海伟，由王玲代养。李海伟经常以看孩子为名到县城找王玲，“走哪跟哪”。
离婚后，王玲在县城一家宾馆打工，这家宾馆的负责人是县公安局法制科科长媳妇的侄女，王玲“白天做饭，晚上收拾房间，拆洗床单被套”，而科长的连襟、年约50的崔海延则负责看吧台以及后勤，王玲叫他“姐夫”，两人关系不错。
在李海伟扎伤崔海延之前，李海伟曾经到宾馆找过王玲几次。有一次叫王玲出去吃饭，崔海延说了一句：“上班时间，不许出去。”李海伟在一边没有吱声。
2014年3月4日13点多，崔海延在厨房刷碗，上完晚班的王玲换了衣服跟崔海延打招呼，准备提前回家。这时，李海伟走了进来。“歪着个脖子挨屋瞅，问他找谁，他不吱声，我在吧台看着他，就听他骂了一句‘操××，敢惹我媳妇’，然后冲进了厨房。我知道不好，一边喊‘楼下干起来了’，一边冲上楼。”这天是二月二龙抬头，二楼有几个放假的警察在打牌。“等我们跑下楼，崔海延已经被砍坏了，肠子都出来了。”李海伟被当场擒获，并被刑事拘留，十几天后，又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逮捕。据王玲了解，李海伟在来宾馆前，跟延大牧业打过工的两个朋友一起喝了酒。
“李海伟进看守所的第三天，我娘家屯的潘广华去县医院看病，碰到被警察带到医院看病的李海伟。”李海伟二姑说，当时李海伟戴着手铐脚镣，鼻青脸肿，脸都变形了。
3月6日，李军海找律师帮忙写精神鉴定申请材料，要求看守所为李海伟做精神鉴定。“3月20日，办案人员拿走了申请材料，但打电话来说做鉴定要2000元。我认为这是好处费，就没交。”李军海说。
李海伟进看守所一个月后，李军海接到看守所电话。“说李海伟在普通号里闹事，磨叽，别的犯人被惹烦了就揍他。换了五六次房间。看守所让我去做工作。”在看守所，李军海正巧碰上值班的狱警是小学同学。“人家见面就说，哎呀，李海伟是你儿子啊！在里面要死要活的，愁人啊！你赶紧做做工作，要是死在这里，我们要摊责任的。”
这次探视后，李军海又接到看守所打来的两次电话，均是索要伙食费，他没给。之后，他又去过两次看守所，都没被允许见儿子。第三次去的时候，碰到同学，同学说：“这回不让看了，看了挨收拾。你把药、水果给我，帮你拿进去。”李军海递给同学200元伙食费，同学没有要。“看守所还说，已经做过精神鉴定了，我儿子没有精神病。”
6月份，王耀东接到看守所的电话。“说李海伟犯痔疮了，得送两个钱来用。我问：‘送点药不行吗？’那边说：‘不行，就要钱。’我再问：‘要多少钱啊？’那边说：‘得1000多块吧。’我说：‘我是大夫，能让我去看看吗？’那边说：‘不让看，钱给我就行了。’我问：‘你姓啥啊？’他说：‘段，叫我老段就行。’”
王耀东认为这是变相在要钱，没有搭理。7月末，看守所的电话又打到家里座机上，这次是李海伟二姑接的。“让我去给李海伟交点生活费。我问：‘让看不？’对方说不让看，也不让打电话。我问：‘交多少钱？’对方回答：‘自己看着给吧。’”
因为都喜欢研究《易经》，王耀东结识了延寿县公安系统的一个为人正直的退休老干部，从他那里，王耀东这才了解到看守所的生存规则：“一个苹果100块，一支香烟100块，一包方便面100块。轻犯打一次电话100块，重犯打一次1000块。如果媳妇长得好看，进看守所看老公就不用花钱。有一定背景的人进了看守所晚上可以回家住，第二天早上再回来。”
主笔／李翊 付晓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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