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枪炮支援之外，更亟待创办一所学校，以孙中山的旗帜，招徕大批中国先进青年到该校学习。”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不幸逝世后，苏共领导集团很快作出决策，对中国革命投入更大资本。
在世界历史的进程里，一国政权更迭往往意味着与别国关系的重新确立与发展。对20世纪上半叶的中苏两国来说，尤是如此。这也为此时期中俄—中苏教育交流兴起提供了必要的客观条件。
苏联是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俄为师”对尚未摸索出自己道路的中国来说，不只是一个口号。
而苏联也需要这样一个学生。
跟红军战士一样待遇
中国近代史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留苏学子尤为重要。他们不仅是最早一批前往苏联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关键是其中大部分人归国后成为国共两党的中坚力量，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未来。
在正式建党之前，中国共产党即已率先派遣留苏学生。1921年初春时节，由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派的20多名留苏生从上海吴淞港登船启程，其中就包括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罗觉等人。鉴于当时国内情况，他们乔装成裁缝、理发匠等，经日本长崎过海参崴，之后走陆路，历经近半年方才抵达莫斯科。
1921年5月，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在苏成立。“这是一所政治性的大学。来学习的大部分是苏联远东各少数民族的骨干，也有一部分是远东各国来的学生，如中国、日本、朝鲜等国的。”肖劲光回忆。
首批留苏学生恰逢其会，于1921年8月1日登记注册，正式成为东方大学的学员。此后至1925年，幼年期的中国共产党共组织派遣百余名党员赴东方大学，其中既有赵世炎、王若飞、聂荣臻、蔡畅、李富春等日后中坚力量，也有陈延年和陈乔年这样的“红二代”。
考虑到中国革命与中国学生的实际情况，东方大学专门成立了中国班，主要学习政治理论和俄语，并聘请瞿秋白、李宗武任教学翻译。
当时苏联尚处于百废待兴的经济困难时期，各种物资都很匮乏，衣食等方面更是如此。中国班学生的饮食待遇与红军战士相同：每天分给四分之一磅的黑面包作为一天的主食，午餐时每人会分到一勺加有海草、土豆的汤，有时汤里还会有一点咸鱼。学生们经常不去吃这种午餐，因为吃的东西还不够走路消化。
中国班学生所穿的衣服、鞋子，大部分都是由欧洲工人捐献的，尺码常常出入很大。除衣食外，住宿条件也不理想。中国班的学生冬天只能在宿舍烧柴烤火，然后每人盖一件大衣和毯子，大家挤在一起取暖。这种艰苦生活直到1923年才随着苏联经济的好转而得以改善。
国共合作的短暂蜜月
和东方大学相比，至少在生活条件上，1925年10月7日成立的莫斯科（孙）中山大学，要好很多。
中山大学建校时，正处苏联政府与国民党、国共第一次合作的蜜月期，第一期中国学生选派，以国民党党员为主体，中共党员以国民党党员身份加入其中。加上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国民党高层人士直接推荐的20余人，各地秘密选送的学生，第一批赴苏留学者总人数即逾330人——至1926年底，中山大学学生已经超500人。其中不乏邓小平、乌兰夫、左权等中共日后精英，亦有蒋经国这样的国民党“二代”。
由于苏联经济形势已经趋于好转，因此这些学生获得了完全公费的优待，享受高于普通苏联人民的特殊待遇。
学校起初为中国学生安排每日五餐，后由于学生并不习惯且觉得浪费，于是改回一日三餐。每人每月的标准是60卢布，比一般大学高出一倍，主食是不限量的白面包，还提供牛奶、黄油以及鸡、鱼、牛肉等——校方还曾专门派人到苏联远东采购海参、香菇等名贵食品，为学生们改善伙食。
中山大学学生报到后即可领取一套呢子西装、两件衬衫、一双皮鞋、一件厚呢子大衣，还有一双御寒的橡胶套鞋。学校每月还发给学生12卢布作为生活津贴，每年暑假带领学生到旅游地疗养。校方还设有俱乐部，负责组织学生开展照相、无线电收发报、唱歌、音乐、跳舞、绘画、打球、滑冰等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
基于为中国革命培养大批干部的办学宗旨，中山大学偏重于政治理论，尤为注重对苏联式革命理论的讲授。学校开设有七大类课程：语言、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世界经济地理、列宁主义和军事学。
课程内容受到中共党、团员的欢迎和喜爱，与此同时也遭到相当多的国民党员尤其是右派的质疑。据屠义方回忆：“中山大学，顾名思义，对总理中山先生的学说思想，革命言行，以及国民党的革命方针和组织路线，这一类的科目，无论如何，总不应该缺乏。但事实上，讲共产主义理论与实际的课目，占十分之六七；讲社会发展及一般革命史与俄文学习的课目，占全课目十分之三四。如果站在国民党的立场来讲，我们来学习什么呢？”或是基于这样的逆反心理，中山大学的课程并没有改变相当多的国民党员尤其是右派分子的政治立场。
幸福的时间总是短暂，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后，苏联与国民党之间关系急剧恶化，中山大学的国民党留学生大部分被遣返。
而至1930年，中共单独派遣两期留苏学员后，因中苏关系持续恶化，以及中共对学生质量并不满意，3月25日，莫斯科中山大学宣布停办，“尚未毕业的学生全部转入列宁学院”。
彼时在校的中共学员此后命运并不相同：有直接启程回国革命，有的则终生留在苏联，甚至还有些学生由于“清党”而遭到迫害客死他乡或下落不明。
持续十年之久的中国学生首次留苏热潮终结。
“政治、军事就不要在苏联学了”
直到1948年8月，中共中央再次成规模组织选派人员留苏，具体由东北局负责。与之前的留苏学生不完全一样的是，这批人指明只学经济、工业，为建国做准备，而且罗西北（罗亦农之子）回忆，“东北局对这次派出留学的人员要求很高，必须是军级以上的烈士和干部子弟。”
这21名留苏青年后来被称为“4821”。李鹏是当中唯一在企业工作的，时任哈尔滨油脂公司协理和党支部书记，由李富春、蔡畅夫妇推荐。而邹韬奋之子邹家华接到通知时，已经担任了中共松江省（大致位于松花江右岸）宾县常安区区委书记。
直到临走前，21人才全部集合到一起。饯行宴上，李富春代表东北局对留苏学生提出了三项要求：一、出去后一定要学有所成，不能辜负党的希望；二、培养你们不是为了带兵打仗，而是要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将来要用知识建设国家；三、专心学习，学习期间不要谈恋爱。“我们在苏联的学习生活情况直接向东北局汇报，诸项事宜都同东北局联系。”罗西北回忆。
据崔军（崔田夫之子）回忆，在讲到第二条纪律的时候，东北局领导高岗、林彪曾明确对他们说：“你们的父辈打了一辈子江山，抛头颅、洒热血，现在，新中国成立只是迟早的事了，用不着你们再打仗了，你们每个人都要学好技术，成为我们自己的专家，政治、军事就不要在苏联学了……”
1948年9月初，21位年轻人乘火车离开哈尔滨前往苏联，开始了留苏生涯。但令他们失望的是，苏联政府以与国民党政府还存在外交关系为由，要求他们隐匿身份；而且他们无法进入莫斯科的高等院校，只能听从苏联方面安排去伊万诺沃市学习——以“祖国的需要加个人爱好”，“4821”全部选择了工科专业。
不单如此，“4821”也面临着艰苦生活的考验。苏共联络部负责向他们提供每月400卢布的生活费——只够买4公斤左右的黄油。他们中午在学校食堂就餐，成天吃黑面包。由于能源短缺，学校经常停电，漫长的冬季里，要靠烧木柴取暖。离开哈尔滨时，东北局没有为他们准备冬装，苏方只发给每人一件夹大衣，在滴水成冰的苏联，他们的穿戴根本难以抵御严寒。
比生活困难更严峻的是学习的艰苦，“4821”来自战火纷飞的革命根据地，根本没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除了个别人拥有相当于高中的学历外，其他人都只是初中甚至是小学文化。在这种情况下，一下子进入苏联最高等的学府，学习最尖端的专业，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谢绍明（谢子长之子）回忆道：“我们每天硬着头皮听苏联老师讲几何、代数，连一本俄汉字典都没有。东北局给我们每个人配了一本缴获的《日俄字典》，日文我们也不懂，好在可以连蒙带猜，倒也学会了不少单词。”
即便这样，1955至1956年期间，除2人因病提前回国外，这批“4821”留苏学生都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回到了祖国。时值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4821”拒绝中央组织部将他们安置在各大部委的分配方案，无一例外地要求到基层。
由于诸多历史原因，回国之后的他们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其中，有些人走上不同的领导职位，还有些人则在基层岗位上默默无闻。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4821”竟成为审查和迫害的对象，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了所谓的“4821专案组”，由康生亲自主抓，对每个人的“苏修特务”身份进行审查，“4821”每个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折磨与摧残。
直到1982年1月，在胡耀邦的亲自过问下，中组部写出了报告，认为“所谓‘4821苏修特务案’纯属冤假错案”，并宣布给予“平反”，加在21人头上的不实之辞才被全盘推翻。
从那时起，这21人，除了罗镇涛（罗炳辉之女）去世、朱忠洪（王稼祥之义子）失踪外，都在工作岗位上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李鹏、邹家华曾分别担任过国务院总理和副总理，其他人也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担当重要职务或者成为技术骨干。
留学，到苏联去
“我们要建国，必须‘以俄为师’，学习苏联人民的建国经验……苏联有许多世界上所没有的完全新的科学知识，我们只有从苏联才能学到这些科学知识。”1949年10月5日，“4821”之后，刘少奇在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大会上说的这番话，将赴苏留学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新中国的建设，急需大量具有专业技术水平的建设和管理人才。中国领导人意识到，最恰当的方法是，大规模派遣人员到苏联学习。
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为中国派遣留学生铺平了道路。据有关材料保守统计，1951-1965年，中国向苏联派遣留学人员逾16000人——同一时期来中国留学的苏联学生只有210人。
与之前几次派遣不太相同的是，1951年派遣的第一批375名留苏学生，都是从各种工作岗位上抽调的具有革命经历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而其后经北京留苏预备部培训一年再赴苏留学者，大部分是在校大学生，以及部分应届高中毕业生。
留苏预备部除进行俄语强化培训和进一步政治审查外，给学生的物质生活待遇也十分优厚。出国前，为每人装满两大箱上等的衣物和日用品，一位留苏学生回忆说：“从春夏秋冬的服装，到鸡毛蒜皮的小物什，考虑得一应俱全。有了这些，五六年中就几乎不用再添置任何东西了。而所有这些，都是免费的，都是国家从远不充裕的国库中，花钱为大家置办的。”
中方可谓举全国之力走着留苏这条加快培养建设人才的“捷径”。领导人也对留苏学生寄予厚望，“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1957年11月在莫斯科接见留苏学生时，毛泽东说。
中苏两国“蜜月”期里，苏联几乎所有大学和所有专业，包括国防、保密、尖端科技、特殊工种的专业都向中国留学生开放，同时承担中国留学生的部分学习和生活费用。而绝大多数留苏学生也都以优异成绩按时毕业，学有所成。
但需要承认的是，这种“国家行为”下的留学模式，不重视个人志趣和不同的个人才能，学科专业有所偏颇，更重要的是，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两国关系冷暖的直接影响。
1960年前后，正值留苏学生大批回国，准备投身建设事业的时候，两国关系发生极大变化，昔日被视为“天之骄子”的留苏学生受到冷落，回国后第一件事是集中一段时间进行政治学习，以帮助他们“划清界线，提高认识”。
1966年，国内“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方要求所有在华的外国留学生休学或提前毕业，苏方则限令所有中国留苏学生于10月底前回国。至此，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留苏潮遂告终结。
大部分留苏学生受到“文化大革命”冲击较少，但也有一些留苏学生被扣上“修正主义苗子”的帽子，个别人甚至被怀疑是“苏修特务”而遭批斗。虽然日后在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这些留苏学生成为新时代的精英，但在之前相当长的时期里，留苏学生也不得不卷入政治运动的漩涡，浪费了十分宝贵的青春年华。
世易时移，尤其苏联解体、进入新世纪后，两国间大规模政府公派留学潮再不可见，俄罗斯仅仅是中国自费留学生一个选择而已。
白崭/文
来源：Vista看天下 1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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