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五 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

 
王云五 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
2016-12-05 10:34:24 /故事大全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15年第13期

王云五,号岫庐,祖籍广东香山(今中山)。1888年生于上海。辛亥革命后,先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后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1921年后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商务印书馆总经理。1946年起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1948年推行金圆券改革,引发金融混乱。1951年去台湾,任考试院副院长、行政院副院长、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1979年在台北去世。他主编了《万有文库》,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被胡适誉为“有脚的百科全书”

在商人、学者、出版家、政治家的多重身份中,他最成功的是出版。历史学家黄仁宇说:“他是一流的出版家,甚至可能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出版家”。

1950年冬天,王云五在香港的公寓听到“啪”一声响。他四处察看,发现窗户上有个很干净的小洞。一小颗圆形金属从书桌下滚出来,那是一颗子弹。

是共产党派人来暗杀自己?此时他已被中共列入国民党战犯名单。他转念又想,子弹只是打到窗户,一个受过训练的杀手怎会射得这么不准?也许是国民党在警告他,不要做骑墙派,如果他不加入任何一边,他们可以轻易把他从墙头打下来。

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香港待不下去了。

次年1月,王云五即自港飞台,接受“行政院院长”陈诚的聘请,任“设计委员会设计委员”,重新加入国民党政府。

此前,他做过大学老师,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长、总经理;做过孙中山的秘书,蔡元培的属员,蒋介石政府的经济部长、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

任财政部长期间,他主持的金圆券改革以失败告终,国统区经济崩溃。心灰意冷的王云五离开南京,决心退出政坛。

他在香港创办华国出版社,欲回归出版业。

出版社没经营多久,一声枪响又把他推上到中国政治的现实面前。

三个“伯乐”

1906年,王云五18岁,小学文凭都没有的他受聘为上海中国公学英文老师。

王云五系自学成才。早年因父命辍学当五金店学徒,之后又做洋行仓库助理、兼职助教、专职教师,其间他一直坚持在各种夜校、补习班和函授课程学习,并大量阅读各类英文版西学名著。日后他从事出版,颇得益于这种博而不专的知识结构。执教中国公学期间,他甚至用3年时间读完整部共35巨册的《大英百科全书》。

1908年9月,因不满校方压制学生的民主权利,大多数学生脱离中国公学,另创新公学,胡适也是这群学生中的一员。

新公学只坚持了一年多便因经费拮据而解散。离开新公学的胡适茫然若失,家中又面临破产,妹妹和弟弟相继去世,母亲病倒。悲观颓废的他终日与朋友吃喝玩乐,“凡诸前此所鄙夷不屑为之事,皆一一为之”(胡适《藏晖室日记》)。

王云五非常关心这位退学的学生。

1910年1月24日,胡适在日记里写道:“云五先生见访……先生询余近况,力劝迁居,实则此间藏垢纳污,万难久处。”

此后,胡适在王云五的推荐下到华童公学任教,仍经常打牌饮酒,游手好闲。王云五劝胡课余翻译外文小说,赚稿费同时积累学识,他也没有做到。

这一年,碰上留美赔款官费生选拔的机会,他开始静心读书应考,王云五特意为他补习了3个月数学。

考上留美官费生,是胡适一生中的重要转折点。王云五在适当的时机鞭策了这匹千里马。

1911年,王云五遇到了他自己的伯乐。12月30日晚,孙中山即将往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香山的旅沪人士为他举办同乡会。席间,孙中山与王云五隔座交谈,对这位精明干练、学问博杂,又会讲英语、国语、粤语和上海话的老乡很有好感,随即邀请王来南京相助。

王云五被指派为临时大总统秘书。任职不到半个月,他就收到时任教育总长蔡元培的亲笔信,要拔擢其入教育部。

原来,王云五入京前,曾根据自己从教多年的心得,把对教育政策和制度的主张写成建议寄给蔡元培。蔡元培读了信,很欣赏他的见识。

孙中山解职后,王云五随蔡元培到北京,任教育部专门司第一科科长。后蔡因不满袁世凯专权而辞职。王云五在教育部留了一年多后亦辞职。

袁世凯去世后,王云五被任用为三省禁烟特派员。

王云五出身于商人家庭,又亲历过生意场的锻炼,养成精于计算的品质。这次被任用为经济官员,使他对经济运作有了更深的体悟。

但这个职位让王云五卷入政府与洋商的纠纷,他感到心力交瘁。甫离开这是非之场,他就全心闭户读书,其后为一家小型书局主编丛书。

这时,突然有人推荐他去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所长。

这一次,他的伯乐是胡适。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商务印书馆面临日益革新的时局,急需新人帮助它完成由旧向新的过渡。留美归来的胡适此时已是北京大学教授,因新文化运动而名满天下。商务编译所所长高梦旦亲自来到北京,屡次拜访胡适,力邀他接替自己任所长。

以商务的盛名,新职位在收入和地位上都不会让这位北大教授有所委屈。可胡适的志向不在出版。经过一个半月的慎重考虑,他向商务高层推荐王云五自代。

胡适给商务印书馆的理由是,自己只是个书呆子,不善于应付人际关系,王云五则既有学问,也有办事能力,比自己强得多。

商务决策层对此颇感诧异,对他们来说,王云五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他们选择相信胡适的眼光。

1921年9月16日,王云五正式踏入商务印书馆的大门。

这位尚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将带领商务走向前所未有的辉煌时期。

“四百万”

许多人将王云五一生最重要的功绩归纳为“四百万”,“四”是四角号码检字法,“百”是百科全书,“万”是“万有文库”。

实际上,编纂像《大英百科全书》那样属于中国的百科全书是王云五的梦想。但编百科全书难度极大,终其一生,王云五也未能做出他理想中的百科全书。而他在编译所期间出版“万有文库”和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则给文化界留下两笔巨大遗产。

“万有文库”由多种丛书组成,前后出版两集共1710种4000册,内容涵盖国学、汉译世界名著和各现代学科。王云五的蓝图,是让无数套“万有文库”化身为无数个小图书馆,“使散在全国各地方、各学校、各机关,而且在可能时,还散在许多家庭。”(《岫庐八十自述》)

他的目标实现了。当时各地方图书馆将万有文库作为基本库藏,甚至有许多地方为购置万有文库而建立起图书馆,私人藏书家亦纷纷购买。连白崇禧也购置了一套“万有文库”,时常阅读。

1941年,中共欲购阎良人宁毅候家藏的“万有文库”送往陕甘宁边区,宁毅候无偿将全套书用二十多头骡子送到延安,受到毛泽东赞扬。

四角号码检字法是王执掌编译所时的另一项重大成就。

近代以前,汉字检索主要使用两种检字法,一种是许慎编《说文解字》创立的部首检字法,另一种是清初编《康熙字典》时增加的笔画检字法。相比英文以字母为序列的检索,中文在检索上费时多且不易确定。

熟悉出版和图书馆的王云五深知,一旦研究出方便快捷的中文检字法,于国人使用各类工具书及图书馆的编目索引将大有裨益。

经过一年多的研究,王云五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借助蔡元培、胡适、吴稚晖等人的大力推荐,以及商务印书馆强大的品牌与市场力量,四角号码检字法很快得到推广。1928年,国民政府大学院(后改称教育部)通令全国大中小学校、政府机关、图书馆和出版社使用四角号码检字法。甚至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的中文图书检索,都采用这一检字法。

在新中国,四角号码检字法命运诡异。

“文革”后,四角号码检字法口诀的“一横二垂三点捺”被改成“横一垂二点捺三”,“叉四插五方块六”改成“四叉五插六方块”,以示与“反动分子”王云五划清界限。然而在1970年9月17日,周恩来与文化教育部门负责人谈话时说:“王云五编的四角号码字典为什么不能用?不要因人废文。一个人有问题,书就不能用了?它总有可取之处嘛!”

1996年,商务出版《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声明不再附四角号码检字表。它在影响了中国文化半个多世纪后,正式让位于音序检字法。

今天,四角号码检字法在难字检索上的优势仍未被超越,它依然是许多人阅读古籍的必备技能。但大众对难字接触少,加上举国推行普通话拼音,四角号码检字法业已淡出公众视野。

为国难牺牲,为文化奋斗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商务印书馆总厂遭日军大炮猛轰。29日上午10时,日本战机向商务所在的闸北区投掷6枚燃烧弹。2月1日-3日,日军劫掠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印刷厂、编译所和研究所,并放火燃烧。

火烧数日,浓烟蔽天。十里外的法租界,有人亲眼目睹空中飘下焦黄的《二十四史》残页。

商务变成一片废墟。有“亚洲第一”之称的东方图书馆片纸未留,损失中外文藏书46万册,其中包括善本古籍35083册。65岁的商务元老张元济与同事抱头痛哭:“工厂、机器、设备都可以重修,唯独我数十年辛勤搜集所得的几十万书籍,今日毁于敌人炮火,是无可复得,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

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幸一扬言:“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

面对浩劫,时任商务总经理的王云五彻夜未眠。他的事务所外,挤满了要求救济和询问将来办法的人。

王云五自述当时的复杂心情:

“肩负这种责任,可以陷他于极度的危险,使其全家老幼失所依赖。但是他一转念,敌人把我打倒,我不力图再起;这是一个怯弱者。他又念,一倒便不会翻身,适足以暴露民族的弱点,自命为文化事业的机构尚且如此,更足为民族之耻。”

1月31日,商务董事会召开紧急会议。王云五作了一个惊人决定:将商务在上海的职工全体解雇。

王云五熟权利害:上海主要工作场所破坏无遗,让职工坐食,无异于竭泽而渔;若先行解雇,待复兴后至少还有机会重新录用。

这引起了职工的强烈反对,各部门的工会纷纷抗议。直到半年后商务复业、过半职工陆续复工之前,他无时不遭受辱骂和恐吓。4月8日,王云五的父亲逝世,有人劝他趁此机会在家守丧,避过风头,王云五拒绝:“如果借父丧而避责任,不独与平素主张不符,且无以对亡父遗教。”

“南中人来,言先生须发皆白,而仍不见谅于人,”胡适在北京致信王云五说。

复兴工作迅速进行。张元济、王云五等带人清理余烬,调集所有存于银行的资金,又从各地分馆分厂凑集资产,集中这些财力和北京香港两印刷厂的力量,在租界内租屋办小厂,逐渐恢复生产。王云五又实施他从国外引进的科学管理制度以提高效率。

8月1日,商务印书馆正式复业,并悬挂出王云五拟定的巨幅标语–“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

商务重生后,出书规模和实际资产竟逐渐达到历史最好水平,远超“一·二八”以前。

1937年日本制造“八一三”事变,厄运再次降临。这次商务早有准备。商务印书馆将主力分散到长沙、香港、重庆,继续履行其出版责任。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在即,商务又将总部迁往战时陪都重庆。

王云五是日军的头号通缉犯。“一·二八”前夕和香港沦陷前,日本人两次搜捕王云五,他都正好不在家。

国难当头,他两次死里逃生,又三次拯救商务。

抗战时期,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大学丛书”、“中国文化史丛书”,还加入到与中华书局的古籍出版之战中,出版大型古籍丛书“丛书集成”。从这一时期商务出版的新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极有价值的学术名作,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熊十力《新唯识论》,王国维《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

《纽约时报》有一句对王云五的评价,最能概括他在抗战时期的贡献:

“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子弹。”

权力中心的边缘人

抗战时,国民政府成立国民参政会,王云五以无党派社会贤达的身份被选为参政员。一贯坚持在商言商的他,开始显露其政治倾向。

第二届参政会前,中共向国民政府提出皖南事变善后办法十二条,作为出席参政会的条件,未被接受。毛泽东、董必武等7名中共参政员遂缺席大会。

针对此事,王云五在大会发表意见:“本会参政员出席与否,除病假事假外,不应有其他理由,更不应提出条件。”

在1944年9月第三届第三次大会中,王云五被列入由五人组成的延安视察团。10月,王云五以身体不适为由退出视察团。事后他追述道:

“一经前往,难免不被(共产党)作为宣传之对象,尤以商务印书馆旧职工中,在延安占要职者颇不乏人,我若前往,处境更属微妙,因临时托病不去。”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曾在南京设宴招待王云五。饭前饭后,蒋介石两次邀请他出任经济部长。蒋谓,为公开政权,得在全国扩大政府基础,因此须先有若干党外人士加入政府,以资提倡。

蒋介石又说,王是“最适于首先加入之人”。

1946年5月,王云五应邀出任经济部部长。

进入派系林立、利益关系盘根错节的国民政府,王云五无意争权,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视政策为进退的政务官。因此,在那场历史上臭名昭著的金圆券改革中,他的角色更像一个献策者与执行者,而非决策者。

1948年,王云五就任财政部长。这年,城市通货膨胀严重,物价暴涨,王云五可谓临危受命。八年抗战,国民党军费支出高达国家预算的80%以上,生产停滞,连年入不敷出。加上三年内战,国民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

蒋介石急需一种币制改革方案以渡过眼前危机。

在王云五和央行总裁俞鸿钧的两套方案中,蒋选择了王的方案:发行金圆券,代替已严重贬值的法币;限期让持有黄金、白银和外币者全部兑换成金圆券;实施物价管制。

事实上,国民政府财政问题的根源是长期入不敷出。一次,蒋介石跟宋子文要钱发军饷,宋警告说再溢发法币会崩盘,蒋说:“今天发不出军饷,明天就会垮,仗打赢了,还有机会,打输了什么都没有了!”庞大的军费支出仍在持续,新纸币换旧纸币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而对于物价管制,银行家张公权当时便警告过蒋介石:“中国太大,物价无从管起,上海物价如果管制成功,上海会物资缺乏,因为商人会把货物卖到其他城市。”后来,张公权的话果然应验。

蒋介石何尝不知金圆券治标不治本,他寄希望于经济暂时稳定,待军事胜利,再回头解决经济问题。军事和经济,犹如蒋介石心中天平的两端,王云五则一心扑在其中一端上。与其说王云五主导了一场失败的经济改革,不如说蒋介石选择了王为他提供一套赌博工具。

王云五也没有十足把握,他在谈改革动机时说:“那时候我是认为先有外援,才从事于改革。”但美国不愿援助,王云五便寄希望于“先赖自己的力量开始改革,等到有了初步的效果,再争取外援”。

改革初期,民众积极兑换金圆券,政府共拿到1.9亿美元的金银和外汇,物价上涨也得到抑制。

然而,这“初步的效果”只维持了一个多月。

进入10月,开始出现黑市,抢购风潮兴起,货币日益贬值,物价恶化尤甚。31日,行政院临时会议通过《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决定放弃物价限制。这一政策变更,宣告金圆券改革彻底失败。

11月10日,王云五引咎辞职。金圆券一路贬值,至次年6月底累计发行1303046亿元,几成废纸。

王云五于1951年重返蒋政府,直到75岁辞去行政院副院长的职务,12年间,他和在大陆时一样,只是做事。虽在高位,他始终没有真正进入过国民党的权力中心。

1978年3月21日,蒋经国站在孙中山画像前,接过王云五递来的总统当选证书。同一时期,邓小平刚刚复出。

两岸政局都将迎来新的气象。而这一切,似乎与这位90高龄的老人无关了。

参考文献: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王云五《王云五回忆录》,王泰瑛《烽火·乱世·家–王云五家族口述史》,王建辉《文化的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金炳亮《文化奇人–王云五》,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胡适《四十自述》,俞晓群《一位备受争议的文化奇人王云五》,沈昌文《对王云五应重新认识》,董婷婷《被毁的东方图书馆》,肖民《钱穆与商务印书馆》,杨奎松《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费雪《大历史中的金圆券》,范泓《1948年:“金圆券风潮”及其他》,杨天石《蒋经国“打虎”为何失败》,武之璋《国民党败局与蒋经国“打虎”失败无关》,阎良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阎良区志》。

实习记者 周建平 编辑 白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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