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家”与新时代：老舍的“叛逆”
来源: 三联生活周刊 14年第45期
——专访老舍之子舒乙
主流的隔阂
三联生活周刊：1949年底老舍回国，很快他就因话剧《龙须沟》获得“人民艺术家”的称号。在中国文学界，对老舍的实际评价如何？
舒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原来对老舍的评价并不高。评价最高的是鲁迅、郭沫若和茅盾，我党称他们为“无产阶级文学旗手”。鲁迅在世时候就获得了这样的评价，他去世后，毛泽东又不断提升他的地位。周恩来后来又在重庆说，我们还有两个“无产阶级文学旗手”，就是郭沫若和茅盾。
解放后，老舍虽然担任了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文联主席，但在当时编写的现代文学史里，关于老舍内容的只有三行。鲁迅一个人好几章，郭沫若和茅盾都单独成一章。
老舍是一个非常受读者欢迎的作家，他的作品一版再版，印量也很高。但是在一段时间内，他在我党正统的评价系统中，排名确实不高。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舒乙：老舍文学，从理论到实践有很多地方与当时主流文学不同，甚至是唱反调，我称之为“正统的叛逆”。
首先是理论上的不同。老舍曾经在齐鲁大学和山东大学任教授。并不是职业作家，而是一边教书一边创作，虽然创作量很大，但本职还是教书。他教的一门课就是“文学概论”，这是一门理论课，讲文学是什么，文学为什么。
在《文学概论讲义》中，他非常明确地反对“文以载道”。他说，文学与艺术不是政治的附庸和奴隶，应独立于政治之外，有自己独立的生命。文学，是怎样写比写什么更重要；政治，是写什么比怎么写更重要。这是文学与政治的区别。在老舍看来，文学特性是感人，让人哭，让人笑，让人自己去思考。而政治，是告诉你要走什么路，不会关心是否被感动。
所以老舍的文学理论和毛主席的理论是不一样的。毛主席认为是政治第一、内容第一，后来最多强调思想性和内容性统一，但是思想性肯定放在前面。而老舍恰好相反，认为艺术性第一这才叫文学。
其次，在他的作品中，许多人物、情节都是和当时正统政策、观念相违背。比如，老舍塑造了一系列的巡警角色，他们都是好人。但当时政治认为，旧巡警是旧社会的专政工具。“文革”时期还划出“地、富、反、坏、右……”等“九种人”。巡警就是其中之一，是反动统治者的爪牙，每个人都是历史反革命。
最明显的例子是《龙须沟》，一共三幕戏。第一幕还在旧社会，有个巡警来收“卫生捐”。他是当差的，执行命令。他想掩护这几个穷人，帮“二嘎子”介绍工作，帮穷人渡过难关。到了第三幕，解放后政府为大家修沟，原先的巡警成了派出所副所长。领导看了之后说：“老舍先生您胡闹，巡警都是反动派，您怎么让他在解放后当龙须沟派出所副所长呢？这是违反政策的，不可以留任。”老舍先生却说：“不对。他是好人，可以留下来的。你不让他当正所长，当副所长总可以吧？”
排演的时候，到了第三幕还是换了一个新警察，是我党的一个干部。不管舞台上怎么演，老舍还是坚持出了一个文学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老舍的文学人物都是从生活中来的，他脑子里没那么多条条框框。他从小就生活在老百姓中间，邻居都是穷人。他同情老百姓，知道如何判断人，而不是按照“理论”、“政策”去分析。上面改他的剧本，他内心是不服的。
还有一个例子，老舍反对学生运动，他认为学生运动是一股破坏力量。老舍这种看法来自他的生活经验。他从师范学校毕业，19岁就做了方家胡同小学的校长。他看到了“五四”以后学生运动的破坏性，见过把老师吊起来打，把书烧掉。在这一点，他和胡适一派是一样的。同情学生运动，但是反对罢课，反对不学知识，反对暴力。然而学生运动后来发展到“文革”，越来越极端化，红卫兵也是学生运动，他自己也被殴打凌辱，导致了他的死亡。
1944年，由周总理提议，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为老舍组织了一次活动——“老舍先生45岁及从事写作20周年纪念”。在这个会上，茅盾先生的发言很婉转，说看过老舍的《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等书，嬉笑怒骂，看到他有一颗善良的心，但是他的主张并不怎么认可。也就是说，老舍和我们不是一路人。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情况是否会对老舍形成压力？
舒乙：老舍回国很晚。第一次文代会都开过了，文联主席是郭沫若，作协主席是茅盾，没有他的事儿，就先补选他当文联的理事。同时补选理事的还有四川作家沙汀和艾芜，因为那时西南刚刚解放。到了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和作家代表大会，正式要再选举几位副主席。原来两位副主席是茅盾和周扬，丁玲、冯雪峰和巴金肯定要选上，再选一个就是老舍。一共6个副主席。但是解放区作家很有意见，不给老舍投票，认为他对革命没有贡献，是个“摘桃派”——“我们都革命成功了，他回来了怎么就当副主席？”
老舍想不通。我记得他回来跟我们说：“抗战时期，咱是文协的‘主席’，现在怎么连副主席都不能当？”抗战时候文协是唯一全国性的文化组织，而且在各地设有分会，延安也有分会，丁玲就是延安分会的负责人。而现在老舍当选全国作协副主席都被解放区作家反对，他不高兴。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来，无论从文学理念还是实际处境，他与主流环境是有很大隔阂的。
新时代的“写家”
三联生活周刊：老舍写文章说，回国后他读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且表示毛主席给了他艺术新生命。老舍对“讲话”的真实想法是什么？
舒乙：有一次在北大未名湖畔，我和老舍的好朋友吴组缃先生聊天。他当时在北大教《红楼梦》。吴先生说，你爸爸说我有才气，但经常批评我懒，写得太少。这个批评是对的，但我告诉你，我最好的作品是日记，每天都写，几十年没有间断，但是不能发表，里面有大量的隐私，大量的实话。其中就有关于老舍的。
吴组缃先生告诉我，还是在抗战时期，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张光年、何其芳到重庆宣传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老舍和吴组缃都听了。后来日本飞机轰炸，他们俩一起跑防空洞。就在防空洞里，吴组缃问老舍对“讲话”怎么看。老舍回答说：“路太窄，只写工农兵。”当时老舍就是有看法的。
从美国回来后，他非常喜欢新社会，喜欢共产党，他的心情也是非常愉快的，于是又重新学习“讲话”，进而产生认同感。其实，他对“讲话”的理解还是比较宽泛的，认为文艺应该为人民，作家不该在象牙塔里自说自话。所以他后来公开发表的文章，并没有吴组缃日记里的那些内容。
但老舍后来也意识到了这种文艺政策的局限性，他写文章对某些领域进行了突破。比如他提倡写悲剧，说法还很吓人——“社会主义也有悲剧”。这在当时是足以打成“右派”的言论。老舍认为，悲剧是非常高级的艺术形式。他自己写了大量悲剧，最优秀的作品都是悲剧，这是他一直倡导的。
三联生活周刊：很多与老舍同时代的著名作家，在解放后作品很少，也没有写出精品。老舍却相反。你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
舒乙：“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基本功劳是让文艺走向人民。在解放前，“讲话”的精神就是两句话：写工农兵，为工农兵。当时还没有提人民，但它的方向是为人民的。
遗憾的是，解放后文艺服务的“主体”却没有变，依旧片面强调“工农兵”，这就排斥了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个体劳动者等阶层。于是巴金、冰心等很多老作家就无法写出作品了。
因为他们既不是工农兵，还必须要写工农兵。只有一个办法——“体验生活”。其结果就是“隔靴搔痒”。解放后，很多老作家拿不动这支笔了。他刚想写，马上意识到：我是小资产阶级，写的是资产阶级思想。他们的才华没有变，但创作数量和质量都大幅下降。他们内心害怕，“我得改造啊，我得脱裤子割尾巴，我得检讨啊”。
于是，两种文学题材就一下子没落了：一种是诗歌，一种是散文。诗歌和散文都是描写个人情感的，是抒情的。作家认为自己是小资产阶级，怎么抒情，抒发的也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所以，看不到周作人、朱自清那样的散文了。
巴金、冰心都写不出什么像样的作品了。而且还有几位大作家带头不写，如茅盾、叶圣陶，专门教育其他作家怎么写，自己不写。郭沫若写了几部话剧，但比起解放前的剧也是差很多。
这里面只出来一个人，就是老舍。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还是西装革履，别人看他像怪物。但他觉得自己是穷人，跟执政党是一头的，用不着“改造思想”。劳动人民都是咱邻居，我根本用不着体验生活，就知道他们想什么。龙须沟他只去了半天，那些人脑子里都装着呢。于是，他在新社会一下子迸发了巨大的创作热情。
严格说，用社会学的方法去分析文艺现象并不准确的，但分析新中国成立后的老舍，却很合适。过去知识分子的家庭都比较富裕，穷人没有资格读书。在北京，即使公立学校也要交上几元钱的保证金，所以作家一般都是有钱人的后代。如果老舍没有遇到善人刘寿绵——他资助老舍去读私塾——那么老舍就在街上卖花生米了，或者在商店里当学徒。在他成为作家后，他写了大量底层穷人的形象。
老舍在解放后活了不到17年。在这段时间，他一共写了40个剧本。其中，大部分作废，没有上演，上演的有16部，平均一年一部，还有两部长篇小说。质量上，我认为《龙须沟》、《茶馆》、《正红旗下》都是精品。解放后有两个“文艺的春天”。一个是在解放初，文艺政策比较宽松，老舍创作了《方珍珠》和《龙须沟》。还有就是1956～1957年，毛主席提出“双百方针”，他写出了话剧《茶馆》。这是他创作的高潮期。《正红旗下》写于1961～1962年，是一本家传体小说，8万多字，才写到主人公1岁，没写完，太可惜了。打倒“四人帮”后，《人民文学》正式发表，加了一个编者按说“这又是一个鸿篇巨著的开头”。现在也算他的代表作。
在解放后的作家中，老舍是劳动模范。1956年开过一次全国劳动模范大会，老舍是文艺界唯一的一位劳模。
三联生活周刊：他如何保持自己的写作状态？
舒乙：老舍是一个很勤劳的人。他说自己没有什么优点，都是缺点，但是有一个优点可以自傲，就是勤劳。他每天写，没有一天落空。每天上午写作，雷打不动，节假日、过年也是如此，所以能够积少成多。他写作很慢，精力最旺盛的时候，每天3000字；最慢的时候1000字。但是如果每天保持1000字，一年就是30多万字，是一个长篇小说了。所以他的朋友都知道，上午不来找他，下午他再出去开会、会客、办公、看节目等等。最后积攒起来的，一辈子写了1000多万字。他坚称自己就是这么一个“写家”。
三联生活周刊：在新时期，很多作家都修改了自己此前的作品，老舍是怎样面对这个问题的？
舒乙：周扬曾找巴金、曹禺和老舍谈话，说想出版你们三人的代表作，但是必须修改。因为你们是在解放前写的，现在已经解放了，书里还是老观念，要变成共产党的观念再出版。巴金修改《家》，600多页改了500多页。曹禺把《雷雨》改得惨不忍睹，主角成了鲁大海，变成了革命题材。
到了老舍这儿，周扬说你的代表作是《四世同堂》，也要改。老舍问怎么改，周扬说你要把“蒋委员长”改成“蒋介石”，“把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改成“国旗”。老舍一听就生气了。他回答周扬：你每天要我们学习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法，但我写的就是历史，沦陷的北平老百姓，盼着国民政府的元首回来，他肯定说，我盼着蒋委员长回来，他绝不会说，我盼着蒋介石回来。当时的国旗就是青天白日满地红，我为什么不能说？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国旗是五星红旗，这是后来的事儿啊。当时，政府就是这个国旗，连延安都得打这个。周扬突然说了一句狠话：你不改，不准出！
后来我整理他的手稿，发现《四世同堂》100章，只改了十几章，而且改的全是标点符号和个别的字，如规范“的、地、得”的使用。内容一个字没改。最后他找周扬说，我改不下去了，我给你写新的。
老舍的意思是，不给我出版以前的小说，那就拉倒，我还会写新的。因为这时候他已经开始创作《龙须沟》了。所以，很长时期内《四世同堂》都没有出版，解放后的人，甚至中文系的学生都不知道老舍有这部小说。
三联生活周刊：话剧《龙须沟》为什么会为老舍带来巨大的荣誉？
舒乙：《龙须沟》作品出来后，周恩来最高兴。他要求周扬写文章表扬老舍。解放区作家心里不平衡，周恩来说，解放军入城后，老百姓敲锣打鼓欢迎我们，但是这个新的政权到底是怎么回事？没人知道。我们就要一天到晚上课，讲辩证法、历史唯物论，学习党史，学习政治、发社论、搞讲演、办学习班。突然出来一个老舍，写了个《龙须沟》，这部话剧的主题是什么？就是说明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新政府和旧政府是不一样的，一下子帮我们解释清楚了。他说，新政权需要巩固，就需要有舆论去支持它，老舍帮了大忙，必须要表扬，所以北京市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称号。
《龙须沟》演遍全国，但是效果并不好。因为他们拿到的是焦菊隐先生的演出本，里面台词都被焦先生改成了北京土话，各地剧团都不懂，演起来就莫名其妙。但毕竟影响面很大，老舍很高兴，他始终把那个“人民艺术家”的奖状挂在自己书桌前头。
周恩来还把《龙须沟》带进了怀仁堂。那是1951年底，主席进城三年了还没看过话剧。周总理说，我介绍你看一个话剧，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表演，焦菊隐先生导演、老舍写的《龙须沟》。那天老舍把我们所有孩子都带去中南海了，恰好周总理就坐在我前面，主席坐在另一边。表演结束后，周总理特意把老舍引荐到主席面前。
毛主席也很器重老舍。他组织最高国务会议，每次都让老舍参加。老舍开会回来，在家里面原原本本传达主席讲话，包括论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
三联生活周刊：你如何看待老舍为配合政治宣传所写的大量作品？
舒乙：解放后，老舍写了很多配合政治的戏，而且多半都是周总理出题的，不免图解政治。最突出的就是《春华秋实》，配合“三反五反”运动，反映民族资产阶级改造。运动搞了一年多，政策始终在变，政府也在摸索怎么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一开始恨不得全部打倒，每个都是贪污犯、每个人都偷工减料，后来慢慢修正，又利用又改造。老舍就惨了，他跟着政策的变化不断修改剧本，一共改了10稿，50多万字。我们找出来这个戏的手稿有一尺厚，每一次差不多都是推倒重写。
老舍确实是共产党的热情支持者、新社会的拥护者，积极配合政府做宣传，但也走了很多冤枉路。上演的十几出剧目中，真正立得住的也就是三四部，比如《龙须沟》、《茶馆》、《女店员》，大量的都被历史淘汰了。能够留下来的，都是不趋时、不太结合政治的作品。因为政治价值是短暂的，艺术具有永恒的生命力。
比如《茶馆》就没有写革命，但很感人。他没有讲非得革命不可，但是人人都知道，这是个人吃人的社会，绝对要不得。这就是文学的魅力。
80年代，《茶馆》被带到欧洲巡演，引起轰动。于是之带队谢幕，多达30多次，根本下不了台。《茶馆》回到了话剧的老家，引发了一场中国话剧风暴。报纸评论说，现实主义又回来了。话剧在中国100年，有两大扛鼎之作，解放前的是《雷雨》，解放后的是《茶馆》。当然这是在老舍死后才获得的评价。
三联生活周刊：在新中国作家群体中，你认为老舍还有哪些特殊性？
舒乙：因为有长期国外生活的经历，老舍还倡导歌剧。他认为国外最高的艺术形式有三项：芭蕾舞、交响乐和歌剧。歌剧远在话剧之上，可是在中国发展不起来，所以他写完话剧之后，居然还写了三部歌剧，但一个也没演过。
他另一个特殊之处，便是大力倡导曲艺。他自己写相声、大鼓、单弦、快板、河南坠子。所有形式的曲艺他都会写，很多作品现在还在流传。这在作家当中是很少见的。解放区作家赵树理也倡导曲艺，所以他俩成了莫逆之交。
还有就是提倡少数民族文学，他自己是满族，曾经到过新疆、内蒙古去和少数民族作家座谈，倡导给他们写剧本。
老舍之死
三联生活周刊：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中，老舍先生的最后几年是怎样的心态？
舒乙：1960年，北京市要拔白旗，本来把老舍也列进去批斗，材料都完成了排版，但后来还是被彭真和周恩来给保护下来。
最后两三年，他非常苦恼。毛主席提出来批判文联和作协，认为他们是裴多菲俱乐部，他是文联、作协的领导，压力也很大。毛主席提出要把“钢琴赶到乡下去”，所有的作家、文艺家包括唱歌剧的、弹钢琴的、拉小提琴的都要到农村去。老舍突然对领导说：“带上我。我有用，咱们上哪个村，住下来，我就能写快板，马上就可以唱出来。”领导说不行，你没有资格。
他后来很惨，自己一个人背着铺盖卷下农村，去了两个北京少数民族聚集的村子。还是想写少数民族解放后翻身的故事。1965年他写了很长的一个访日散文。居然退稿，没有地方发。这时候，阳翰笙、陈荒煤、夏衍已经开始被批判了，这些都是他的党内好友，也是他的领导。他觉得非常悲哀。
三联生活周刊：“文革”开始后，老舍受到了红卫兵的殴打和侮辱。你认为老舍先生自杀身死，主要原因是什么？
舒乙：老舍挨打，受到了屈辱。他有文人气节，宁折不弯，不愿苟活。这是导致他自杀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主要原因，我认为还是他内心长期积累的压抑与苦闷。他觉得自己没有出路。
三联生活周刊：老舍先生自杀后，你们家庭有没有受到冲击？
舒乙：对家庭影响太大了，我们四处分离，下乡的下乡，挨斗的挨斗。妈妈在北京一个人过，很惨。后来政府把老舍所有东西都拿走了，手稿抄走。但是我们留了个心眼，把《正红旗下》手稿偷出来了，各处转移。藏在亲戚家，藏在煤堆里、烟囱里，终于保护住了。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对老舍之死的定性是什么？
舒乙：北京市文联给了我一个书面文字说“舒舍予自绝于人民”。“自绝于人民”的人是不可以保留骨灰的，所以老舍没有骨灰。火葬场的两个小姑娘告诉我，全国政协常委中第一个不能保留骨灰的就是他。后来为他安放骨灰时，在骨灰盒内放了他的眼镜、毛笔、钢笔及他钟爱的茉莉花瓣。我后来又设计了一个坟墓，将他和妈妈合葬。
1970年前后，苏联翻译出版了老舍的小说《猫城记》，而且很快成为畅销书。然而《猫城记》很长时期都被认为是反动作品。当时中苏对立，国内报纸马上“鞭尸”，给他戴上“反共”的帽子。批判文章的编者按说：“凡是敌人反对的就是我们拥护的，凡是我们拥护的就是敌人反对的。”所以老舍肯定是个反动文人。
后来，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他顾问委员会中有三名作家也来了。我参与了这次接待。这时我才了解，当时苏联翻译出版《猫城记》完全是出于文学价值，和政治没有关系。《猫城记》这本书，最近几年才有了单行本，很多出版社不敢印。
三联生活周刊：被抄走的东西都还回来了吗？
舒乙：90%还回了，拿走的时候有清单。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损失，但是量不大。老舍、胡絜青夫妇收藏了很多大家的名画。仅齐白石的精品，他们就有80幅。最精品的画我们都捐给了中国作协，包括他出题齐白石画的《蛙声十里出山泉》。我打算明年春节，为他们二位办一次藏画展，应该会引起轰动。
老舍自己收藏了很多名伶画的扇面，一共163把。许多著名京剧演员都会画画，四大名旦的，他们前辈金少山的扇面，他都有。有些扇面就是道具。比如，梅兰芳先生唱《晴雯撕扇》，这是一出折子戏。梅先生自己画一个牡丹扇面，在台上表演时，撕掉扔在地下。散戏后，他的琴师把它捡回来送给老舍。老舍专门做了锦盒，一个盒子放十把。这些扇子后来找不回来了，清单只是写着“扇子一捆163把”，不知所终。
三联生活周刊：老舍之死对周恩来有没有触动？
舒乙：周恩来是老舍党内最好的朋友。老舍死后，他非常伤心。1966年国庆节，他在天安门遇到了王昆仑。王昆仑是排名最后的北京市副市长，他前面都被打倒了。他向王昆仑打听老舍之死的情况，让他晚上进中南海专门汇报。当时周总理是想自己调查老舍的死因。
后来周总理病重，住在北海边上的306医院。他的医疗组组长是卫生部长刘湘屏，她的丈夫是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那一年的8月24日，刘湘屏陪总理在北海散步。周总理突然盯着湖水问她：“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刘湘屏想了半天说不知道。总理说：“今天是老舍的忌日。”又问她：“你知道他怎么死的吗？”她说有所耳闻，但不太清楚。周总理突然说：“我知道，我讲给你听！”
这段对话是刘湘屏的女儿刘晓沁告诉我的。她原是《当代》杂志的编辑。后来王铁成主演的电影《周恩来》中，把这个情节拍了进去。
老舍的价值
三联生活周刊：为老舍平反的决策是怎样做出的？
舒乙：“文革”后，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出了一个批示：“对老舍这样有影响的有代表性的人，应当珍视，由统战部或北京市委做出结论均可，不可拖延，建议请吴德同志处理。”
随后，在八宝山为老舍举行了追悼会和骨灰安放仪式。那是1978年5月，正好赶上了作家协会的主席团在北京开扩大会议，“文革”后作家们第一次聚首。有300多名作家出席了骨灰安放。有的作家还没有被“解放”。比如艾青，他没法参加，就叫别人带一个字条，贴在礼堂大门上，上面写着“追悼会就是庆祝会”。巴金写了一篇著名文章《纪念老舍同志》收在《随想录》中，他在文章中说：老舍同志是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我们没有保护他，是我们大家的耻辱。
那天邓颖超是第一位来的。他把我们几个孩子叫到一起说：“我是代表恩来来的，他生前无数次地悼念老舍，为老舍的去世非常伤心。我想如果他活着，他肯定第一个来。”
从老舍开始，文艺界开始获得解放。
三联生活周刊：老舍平反后，他的文学地位是不是也发生了变化？
舒乙：冯牧曾对我说过文艺政策修正的经过。1978年，小平同志主持工作，要召开文代会。由周扬先起草报告。周扬组织张光年、陈荒煤、冯牧、林默涵一起写，每人起草一章，他来总提调。报告上交后，邓小平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所谓扩大，就是安排五人起草小组列席会议。周扬的报告，方向基本还是文艺为工农兵，文艺写工农兵。胡乔木率先反对，建议把“为政治”改为“文艺为社会主义”，“文艺为工农兵”改为“文艺为人民”。当时会上反对胡乔木的意见比较多，认为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咱们文艺的总方针，用了几十年了，不可以变更。最后，是邓小平坚持：“按乔木同志意见办！”
改革开放后30年，中国文艺迎来了新的春天，这和党修正文艺政策分不开。在这个背景下，老舍的文学地位也大幅提高，因为他写的是人民，他写的是艺术性很强的、令人感动的文学性作品。
三联生活周刊：于是，老舍作品的文学性和人民性也有了重新定位。
舒乙：新千年的时候，几大出版社联合起来，计划推出“百年百部”文学丛书。在20世纪100年中，选出100部最优秀的文学作品。有几十位文学评论家、学者投票。第一名是鲁迅，有四部进入；第二名就是老舍，有三部，《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和《茶馆》。剩下七个人各自进去两部，包括巴金、冰心、汪曾祺。其余91人，都是一人一部。所有作品中，有80多部是解放前的，解放后的只有十几部，而且以改革开放后的为主，之前30年的作品只有《青春之歌》、《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等几部。在这个评价体系中，可以看到老舍作品地位的提升速度。
现在《老舍全集》是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般“全集”主要是为了彰显作家的成就，收录了作者的次品，甚至错误的作品。但人民文学出版社说，《老舍全集》是可以再版的，而且再版后很快又卖完了。现在市场上居然找不到。这也说明了他在读者中受欢迎的程度。
老舍作品改编成电视剧、电影等形式也是最多，这方面他是冠军。因为他的文学艺术性强，可供改编的深度和广度都很大。他被改编的作品已经超过20部了。涵盖各个品类，电影、电视剧，还有各种戏曲：京剧、曲剧、歌剧、舞剧全有。没有一个作家能超过他。
三联生活周刊：对于老舍的评价，你认为比较准确的是哪一条？
舒乙：法国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勒克莱齐奥，曾为法文版《四世同堂》作序。序言里说：“我的老师是一个中国人，叫老舍。”他很崇拜老舍，第一，《四世同堂》使法国人想起了“二战”中沦陷的巴黎。第二，他说老舍的价值在于替上亿个没有话语权的人说话。的确，老舍笔下刻画了大量下层民众，他们承受着困难，心里有话要说，是老舍帮他们说出来的。我觉得这个评价是很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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